断断续续的读了《论语》及多家对于论语的注释和分析，这个断断续续有时间上的间隔，也有地域上的跨度，有经济上的悬殊，也有地位上的变化，而读书的心情和理解方向也随着自己的心情像过山车一样发生变化甚至逆转，但是对于《论语》的理解始终有一条主线没有变过，这就是《论语》里面所倡导的"公道——仁德"，这体现了古斯塔夫。荣格在《寻求灵魂的现代人》中所描述的一样"每一个文明人，不管他的意识发展程度是如何的高，但其心理的深层，他仍然是一个古代人"（古代人和现代人具有共同的机械属性）。随着对于论语了解的深入，在论语的内容的理解上也出现许多矛盾的地方，也可以认为是更加深刻。

　　论语的本身并不是孔子教学的课本，他是不系统的。其产生的原因，应该是他的学生在他死后的某个晚上或者中午的同学聚会上，已有几分醉意的某个（或某些）有钱有闲的学生，回忆起孔子的教诲，提出了一个建议，大家约个时间，来讨论一下如何编纂一本老师的语录。

　　这种建议很容易得到响应，又隔了一段时间，来了很多同学，每个同学都分别把当年孔子对自己或更多人说的什么，一一奉上，然后交给那个倡导者审阅并出版发行，也许那个时候还有做出贡献者根本就没有拿到这本书。当然费用是要有权有钱的学生出的，包括出版费。形式上是否有点像现在的同学会，开始大家踊跃，后来慢慢的转变为同类聚会，在后来就悄无声息了，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成功者往往是召集者，是炫耀的，而其他人都是参与者，是陪衬的，孔学里的同学会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因为是一种回忆，就有了不确定性，因为有人从中撮合，就有了强加于孔子及其弟子头上的意见和建议，这是一种在创造性转化或转化性创造中的整合。我们也没有任何必要对这种"有限可能中的无限追求"而强求。

　　回忆起来的都是过去记忆的片段，是不连续的，因此，就会出现前后不通，同章节里面自相矛盾的问题，这要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是产生的时代背景。等孔子的弟子从各自的国家过来团聚的时候，大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的人是开宝马来的，有的人是走路来的，有的人趾高气昂，有的人垂头丧气，前者想到的都是孔子如何如何好，而后者可能会有所保留，不过如此啊，给你了那么多束修，也没有给推荐个好的工作，也有的是从大国来的，非常牛气，有的是从方五六十里的小国来的，甚至路费都是大国赞助的，就有点提不起精神，两者加在一起，就产生了话语权的问题，谁的声音高谁的观点就占上风；二是产生的方式。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本来只是好好的来悼念一下老师，结果船载以入的东西鼓捣出这么个事来，让我们这些衣食无着的人怎么办，据说还要集资出版，老婆孩子养活都成问题，哪儿来的钱啊？有不要面子的甚至出言不逊：我没有钱，要出你们出，我不反对，也可以把老师说的话告诉你们，随你们吧。这正是许多学生的心声，他们只是碍于面子没有说而已，这样的方式产生的论语，不免有人胡说八道，不免有人断章取义，也许有恶作剧者将自己的言行也冠以"子曰"；三是流传几千年中的断层谬误。过去的传媒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传媒工具也比较落后，比如办报纸要开一个木片加工厂，还要请许多的雕刻师，如果分工较细的话，还要有纺线的，穿线的。特别是穿线的，如果没有点文化，只是为了挣工资，就不会那么虔诚，就会偷工减料，就会违反操作规程，就会将前后顺序颠倒，这是出厂前就乱的。而后代得到的，多数是凭一代代的老师记忆的，或者是得到古墓中出土认证的，乱七八糟的都可能出现。

　　再从教学的方式分析，孔子是不看人的，叫做有教无类，什么样的人来了我都教，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学费是一定要交的，而且应该是根据交的多少和干肉质量的好坏来分班的，尽管你天资聪颖，如果你只拿很少的干巴巴的肉的话，也只能给你分到普通班，让那些研究生来教你。他也许是按照现在的文凭级别分的，设定一个束修的标准，从中专到博士以此类推。因为有了分别，在教授的时候也就有了高低贵贱之分，孔子也是根据交的学费多少来定心情的，见了家境富裕且属于官宦的，就高兴，说得就多一点，就深刻一点，也许会有蹭听的穷学生在此受益，但是不会太多，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么。而见了那些老是拖欠学费的，就没有好脸色了，而且在多层次的学生之间，所教的理念是不一样的，对穷学生就教他们"杀身以成仁"，让他们去死吧，而对富学生则叫他们"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教点装傻充愣的本事"明哲保身"，且特别强调"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你们要好好的活着，我什么时候打秋风也可以舒服一点。

　　因为有临场发挥，也就有了区别，前后矛盾也就在所难免。由于受竹简或刻简的限制，没有可能将说每句话的时间、地点、场合、所处的国家、社会背景等交代清楚，这就留下了许多难解的东西，也就是文化的阴暗面。后人在对论语进行研究（不如说是推测——引经据典，猜测——断章取义，揣测——胡思乱想）时，难免出现戏说的成分，因为阴暗面越多，被猜想的余地越大，这也是文章的魅力值所在，一共只有二十篇的文章能够被人传颂研究几千年，难说没有这方面的原因。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民不聊生，颠沛流离。我们的至圣先师也是常人，他也有机械属性，也有七情六欲，也需要吃喝拉撒睡，他的思想也会随着经济状况的时好时坏、社会地位的时高时低出现波动，也会在"畏于匡"时，因为"颜渊后"而子曰："吾以汝为死矣"。就出现了一个多向度的孔子。这是非常正常的，如果我们有幸将其请下神坛，坐在我们面前进行一次学术探讨，你就会发现他并不是总板着脸说着"吾诲汝"的老夫子，而是偶尔也会说上一句"由也不得其死"的玩笑的和蔼可亲的老教授。

　　要理解论语，理解孔子，就要先去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当时的文化导向。对于同时代出现的诸子，他们只是在一个时期不同地域对共同的'现象的多维度透视，这种透视因个人设备的性能、所处的地位、环境、经济和教育状况而各持其见，也许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会大相径庭，但是并不是水火不容。因此不应该将他们孤立起来，而应该将他们集中起来，开一个有针对性的研讨会，不要求思想上的统一，只是一种沟通，给其他人一个参考意见。这样的局面一定是喜人的，一定是成果累累的，道德经也会更加丰富，论语也会更加顺畅。而在当时尽管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战乱频仍，出国护照办理有些障碍，但并不是不能解决，孔子不是也抱着大鹅去问礼于老子么。只是很难想象他那几百公里的路程走了多久？路上有危险么？

　　人在学习的时候都受前面教育的影响，往往都是带着情绪（基本上都是抵触情绪）来学习的。他在向后人学习的时候一定会用前面的东西来比较、验证，并不时的排斥后面的，除非后面的东西能够与他产生共鸣（潜意识中存在的不敢或者不能暴露的某个部分）。也就是说，断章取义是非常正常的，这是一种文化的运用方式。

　　而我们在读一些学术性的、经典的文章的时候，我不主张背着沉重的压抑来解读。应该超越于自我，超越于现在，将自己融入，融入到那个时代的大环境中去，看他当时为什么这么说，这么说的背后到底是什么，这样才能理解，才能运用，才能吸收，读论语也好，读孟子也罢，都是一样的。如果你深刻细致的去体会，你会发现，同时代的经典中的内涵，几乎是一致的，被雅斯贝尔斯称作"轴心时代"产生的释、道、儒、墨、法、纵横等皆有共通之处。

　　论语之为经典，就在于论语里面的温情，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一个有血有肉的孔子，可以发现一群有思想有理想善于想入非非的学生，我已经多次在梦中听到了孔子的循循善诱，看到了老子的和蔼可亲，孔子就是一个常人，也会发脾气，也喜欢美女，比如南子（卫灵公的夫人，是当时有名的美人，据说是孔子青梅竹马的初恋情人）就可能赏心悦目，他就多次去会南子，导致"子路不悦"，孔子为了表明自己是清白的，甚至对天盟誓，我如果有什么心，"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表现了孔子可爱的一面，我甚至从中看到了一个有了爱美之心的男人向自己的妻子发誓的情景。但是孔子面对的是子路。孔子是一个高明、幽默、严肃、温和的老师，还是一个可以围炉夜话、互相打趣的邻居。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理论》中说，"凡不可说的，应该保持沉默"，老子在道德经里面也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又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佛教里面更是说"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就错"，论语里面也有多处提到"慎言"。我在这里都说的太多了，罪过，只是自己的梦中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