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能够在蒋中正身边立足并且长期占据高位，主要是依靠三个因素：他的浙江籍背景、一定的能力以及奴性。

我们知道，顺从是社会运转的基础，适度的顺从会显得谦卑，但如果这种顺从发展到极致，就变成了奴性。奴性是一种负面的、恶性的品质，意味着为了权力和地位，不惜丧失尊严。

汤恩伯的心态其实并不复杂，尽管他曾多次受到蒋中正的责打，甚至被打得头破血流，但他总能洋洋得意地说：“要想挨打，也是有资格的。”这表明他甘愿臣服于蒋中正的强大，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权力，进而可以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欺压比他更弱小的人。

汤恩伯原名克勤，因感激陈仪的帮助，特意改名为“恩伯”。陈仪是他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踏入军界的贵人，而张文白则是让他进入蒋中正视野的推手。

最初，张文白推荐汤恩伯担任团长，然而被蒋中正否决。后来，当教导师旅长的职位空缺时，张文白再次推荐汤恩伯，蒋中正开始有所怀疑：“难道汤恩伯真有能力？”于是，蒋中正对汤恩伯进行了面试，但在面试中，汤恩伯因紧张摔倒了，给自己大出洋相。令人意外的是，蒋中正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笑着扶起了他。此举使蒋中正认为汤恩伯具备“奴性”，并因此决定提拔他。

蒋中正一直学习曾国藩的“识人之术”，并从中获得了自己的用人标准。汤恩伯不仅具备“黄浙陆一”中的“浙”字和黄埔出身，还拥有一定的能力，但更重要的是他具备蒋中正所看重的奴性。这使得汤恩伯成为了蒋中正心目中的理想人选。

汤恩伯留学日本，学习了相对先进的军事知识，并能将其总结成文章，在部队中推广，这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较为罕见。这种人才加上奴才的特质，正是蒋中正所需要的，因此汤恩伯的运势开始变得越来越好。

抗战爆发时，汤恩伯已经升任第十三军军长。他的表现有褒有贬，尤其是在南口会战中，他成功地带领第十三军抵抗了日军的强大攻势。尽管最终未能取得胜利，但第十三军坚持18天，与日军精锐部队进行了拉锯战，成功重创了敌人。此战后，汤恩伯的名声大振，逐渐获得了蒋中正的信任和重用。

在南口会战后，汤恩伯认识到，中国部队若与日军硬碰硬，损失必定巨大。于是，他改变了战术，采用机动作战和侧翼攻击，这一转变使得他逐渐脱颖而出。在台儿庄战役中，汤恩伯的侧翼攻击再次给日军造成了巨大的困扰，使得他在战场上的名声更为响亮。

然而，汤恩伯在战术上表现出色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他的缺点。台儿庄会战中，当西北军处于危急时，汤恩伯却拒绝了李宗仁的命令，未及时出击，导致了西北军付出了惨重代价。这一决策让汤恩伯在之后的历史中饱受诟病，但从战术角度来看，他的做法并无明显错误。

随后的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中，汤恩伯依然表现出色，他的侧翼攻击战法在这些战役中获得了巨大成功，令日军心生畏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汤恩伯的性格逐渐变得更为圆滑。他不再像初期那样坚决果断，而是在面对战斗时更多的是等待时机，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

1940年冬，汤恩伯被任命为鲁苏豫皖边区主任兼边区总司令，成为了封疆大吏。从此，他不再专注与日军作战，而是开始思考如何取悦蒋中正以及交好重庆的高层人物。1944年，汤恩伯在豫湘桂会战中丢失防区，导致了豫中会战的惨败。尽管如此，汤恩伯并未因此反思，反而把责任归咎于陈诚，声称“浙江人整浙江人”。

虽然在抗战后期，汤恩伯重新被蒋中正启用，担任第3方面军司令官，但他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解放战争爆发后，汤恩伯被降职，成为1兵团司令官，负责进攻山东解放区。在1947年的孟良崮战役中，汤恩伯的部队被全歼，随后被撤职并查办。

汤恩伯最终在1954年因病去世，享年56岁。当蒋中正得知汤恩伯去世的消息时，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死了也好。”

蒋中正对待身边的浙江人各有不同的方式。对于胡宗南，他给予关爱，因为胡宗南是黄埔学校的代表人物，蒋中正希望通过胡宗南来展现忠诚的象征。对于汤恩伯，蒋中正则更多采用打压手段，因为汤恩伯具备的奴性正是蒋中正所需要的。与此不同的是，陈诚则是蒋中正的助手或继承人，蒋中正更依赖他来传递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对于这三位浙江人，蒋中正根据他们的不同作用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