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专利技术开发公司与中国银行北京市朝阳区支行存单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提字第36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本案系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其焦点问题是:原审判决认定“用资人华瑞经营部是专利公司指定的”是否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再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经再审核查相关证据确认,专利公司派人与中间人多次联系，其在存款之前即对其该笔存款的使用人、高息的来源等情况明确知晓，存款后即收取了高息。在存款到期后，其首先向用款人催款，后又向公安机关报案。再审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得当。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一）专利公司为了获取高额利差，授权姚朝阳代表该公司与陈学诗、张燕丽等中间人联系1500万元的存款事宜。专利公司存款后，中行朝阳支行为其出具了1500万元的进账单。经中间人张燕丽等人协助，该款项被用资人朱志利等人以伪造的信汇凭证划至华瑞经营部的账户并使用。按照姚朝阳与中间人商定的15%的存款利率，专利公司在存款后不久即从中间人处获得了由朱志利等人支付的195.35万元高额利息。基于上述事实特征,本案中专利公司的存款行为并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正常存款。依据本院1997年11月25日通过并实施的法释〔1997〕8号《存单纠纷规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认定条件”，应认定本案系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

专利公司再审时提出，姚朝阳在国家专利局工作，直到1999年7月才招聘至专利公司工作，北京高院再审判决认定姚朝阳在本案存款时是专利公司的工作人员,其代表专利公司与其他中间人和用资人联系、商讨存款得息事宜，与事实不符。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2000年11月22日姚朝阳在公安机关的陈述、1997年12月12日专利公司向北京市公安局提交的《报案材料》，以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1）二中刑初字第1094号刑事判决书等证据，足以证明姚朝阳代表专利公司经办本案1500万元存款并收取高息的事宜，已经取得专利公司的同意和授权,其行为即为专利公司的行为，对专利公司产生法律约束力。在人事关系调转方面，即使“姚朝阳1999年7月才被招聘到专利公司工作”属实，亦不能否定其在本案中代表专利公司从事业务活动的工作身份。因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定“1997年5月专利公司为获高息，由该公司工作人员姚朝阳通过中间人张燕丽、陈学诗等人与朱志利商定高息比例及用款事宜”有事实依据，并无不当。

（二）关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2）高民再终字第563号民事判决认定“用资人华瑞经营部是专利公司指定的”是否有事实依据的问题。

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1）二中刑初字第109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1997年初，朱志利便与韩平、关四虎等人预谋以帮助银行拉存款并给存款单位高息为名，骗取他人的存款，并在中国银行崇文支行劲松分理处开立了华瑞经营部的账号。专利公司为了获得高额利息，让姚朝阳联系高息存款事宜。姚朝阳通过孙化戈、陈学诗等人认识了张燕丽，张燕丽将专利公司有一笔1500万元资金要通过存款拿高息的事告诉了李亚青，李亚青又将此事转告了用款单位的张建设。1997年6月初，姚朝阳、陈学诗、张燕丽等在张燕丽的办公室商谈高息的事宜,张建设作为用款单位的代表在场。另据刑事案件庭审笔录记载，朱志利供述其于1997年6月初在张燕丽办公室与存款单位的姚朝阳见过一次面,在场的还有陈学诗、韩平、李玉山等人。姚朝阳亦承认，其与陈学诗等在存款前商量过高息的事。上述事实证据充分且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纳。专利公司再审称其“只认识中间人姚朝阳，从未与朱志利及其他中间人接触过”，不予采信。

根据姚朝阳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在本案1500万元存款之前，其就与陈学诗、孙化戈等人商量好了高息的支付事宜,1500万元的15%的利息是200多万元,其中80多万元以转账支票支付,算是银行的正常利息，剩余利息110多万元以现金给付，剩下的钱由张燕丽他们找人贷款，高息部分由贷款的单位支付。可见,虽然在办理存款时姚朝阳并不清楚具体的用款单位是谁，但其对“高息部分将由张燕丽联系的贷款单位支付”这一安排是明知的。此后，专利公司为了获取高息,派姚朝阳和刘玉琴办理了存款,并按照中间人张燕丽的要求,将其开户存款的签样卡复印件交给了张燕丽，并由其转给了朱志利,致使朱志利得以伪造的银行信汇凭证，将1488万元款项划走。1997年8月25日，专利公司到银行复核存款并在存款余额对账单上盖章确认时，其已知道1488万元款项被转走，但其没有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是向中间人张燕丽询问情况。张燕丽找来朱志利、韩平等人与姚朝阳见面，并告其朱志利、李玉山、韩平这三人就是用款单位的。朱志利对姚朝阳讲，钱是通过银行内部关系贷款出来，没有问题，都是正常手续。专利公司相信了朱志利等人到期还款的承诺，表明其认可了由朱志利的华瑞经营部使用该款的事实。直到1999年12月12日，在朱志利等人还款无望的情况下,专利公司才向公安机关报案追款。

基于上述事实，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2）高民再终字第563号民事判决认定“应视为用资人华瑞经营部是专利公司指定的”，证据充分，并无不当。专利公司关于其“从未指定过用资人，也根本不知道谁为用资人”的主张与本案事实不符。

（三）根据上述认定，结合“专利公司将款项交付给银行，银行给其出具进账单”的事实，依照《存单纠纷规定》第六条第（二）款第3项的规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根据中行朝阳支行帮助违法借贷的事实和过错，判令其对华瑞经营部不能偿还专利公司的本金部分承担40%的赔偿责任，处理得当,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申请人专利公司关于中行朝阳支行应对其损失承担全部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指导案例（第五卷）》（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617-630页。

交通银行成都分行人民南路支行与开封机电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联益华星激光影音制作有限公司存单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二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开封机电集团在人民南路交行的存款被他人持伪造的该公司公函及伪造的身份证件挂失，并被转至中国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铁道专业支行第一办事处,进而被成都联益公司实际使用。挂失、转款是何人所为，经公安机关作为刑事犯罪侦查多年未能得出结论。原审判决关于“没有证据表明在开封机电集团将资金存入后，曾明确指定交行华能支行将款项转给联益公司使用；同时，也没有证据表明实际用款人是由银行方确定,交行华能支行的确没有将款项转给用资人的主观意图”的认定并无不妥。但原审判决认为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是开封机电集团指定人民南路交行转款的情况下，只能判定人民南路交行将款项转给了用资人的事实成立，并进而认定人民南路交行自行指定用资人,判决其对联益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鉴于本案不符合本院《存单纠纷规定》第六条规定的四种情形,故对本案当事人责任的判定应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关于“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的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并参照本院《存单纠纷规定》相关条款的精神，按当事人在本案中过错的大小确定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联益公司是本案非法借贷的实际使用人，理应向开封机电集团偿还借款本息的民事责任。人民南路交行作为金融机构在处理存单挂失时,没有按规定的存单失效程序操作，也未核实挂失证明等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导致开封机电集团的存款被他人以伪造的手续挂失转至虚设的开封机电集团成都分公司账户，最终由联益公司使用，客观上导致本案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非法借贷最终得以实现，且该行将100万元存款本息存留至今，故人民南路交行对本案纠纷的发生有主要过错，其应承担联益公司不能偿还本金部分70%的赔偿责任。开封机电集团为获取高额利息积极参与本案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非法借贷，在存款之前预先收取用资人支付的高额利息，在3370元款项转至用资人后，通过中间人叶志清或直接收取用资人的部分高额利息;在用资人已还款435万元的情况下，又将该款退回用资人，客观上造成损失的扩大，故开封机电集团对本案纠纷的发生亦有过错,其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民商事审判指导》总第9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