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外资企业外迁的动因、 影响及应对策略
在华外资企业外迁的动因、 影响及应对策略
内容摘要近年来, 部分行业的外资企业外迁有所增加, 引发了社会各界比较广泛的关注。外资企业外迁的动因涉及综合商务成本上升、 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影响、 其他国家营商环境与招商引资吸引, 以及国内企业竞争等多重因素。对外资企业外迁的利弊要综合分析, 既要看到外迁带来的外贸出口份额减少、 对GDP 和税收增长的不利影响、 给社会就业带来的压力等消极影响, 也要看到外迁对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具有一定积极作用。针对部分行业外资企业的外迁现象, 建议相关政府部门采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进一步落实“负面清单”、 鼓励外资企业在国内异地搬迁转移等措施, 最大限度地减少外资企业外迁的数量与规模, 促进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出更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外资企业 外迁动因 利弊分析 应对之策
作者
卢进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外国直接投资研究中心主任
陈虹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务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王粉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国际贸易》2024年第1期
企业外迁, 即企业向海外迁移, 属于国际产业转移重组和产业链与价值链全球布局的范畴, 包括外资企业在华机构与业务向海外“搬迁”转移和内资企业“走出去” 转移富余产能与开展海外直接投资等。近年来, 部分行业的在华外资企业外迁有所增加, 引发了社会各界比较广泛的关注。本文针对在华外资企业向海外搬迁的问题, 即在中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外迁问题。通过深入分析当前外资企业外迁的现状和动因, 阐述外迁对中国的利弊影响并提出应对策略, 进一步为及时、 科学地应对外资企业外迁提出政策参考。
一、 外资企业外迁的现状
近年来, 在华外商投资企业, 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外资企业存在外迁的现象。从制造业来看, 2022 年中国制造业外商投资占比仅为 26. 3%,与 2005 年相比减少了 32. 3 个百分点; 2022 年在华外商(含港澳台商)工业企业数量约为 4. 3 万家, 与2008 年的 8. 05 万家相比明显减少(见图 1)。上述数据反映出制造业外资企业对华投资放缓, 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层面的投资显著缩减。从具体产业来看, 纺织服装、 消费电子、 半导体等产业已经发生不同程度的转移外迁, 这给中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和扩大出口带来压力。
图1 2005—2022 年在华外资工业企业数量与中国制造业外商投资占比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数据。
东南亚和南亚国家成为中国低端制造外资企业外迁的主要承接地。世界贸易组织数据显示, 2022 年,中国服装出口额占世界比重较 2013 年下降了 7. 6 个百分点, 而越南、 孟加拉国的服装出口占比较 2013年分别提升了 2. 3 和 2. 7 个百分点(见表 1)。其中,越南纺织服装业发展迅猛, 2018 年反超中国成为美国纺织品进口最大的来源国, 是全球第二大纺织服装出口国。科尔尼回流指数显示, 2022 年中国商品占美国从亚洲国家进口制成品的 50. 7%, 较 2013 年的近70%显著下降; 在中国对美出口下降的同时, 美国从越南的进口在过去五年翻了一番, 在过去十年增长了两倍。
表1 2013—2022 年亚洲三国的服装出口额占世界比重
资料来源: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中的商品贸易数据计算所得。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 公布的数据,在 FDI 绿地投资(新设企业投资)层面, 2012—2021年, 中国 FDI 绿地投资金额整体呈波动下降趋势,十年间下降了61. 10%, 而东盟十国的 FDI 投资总额自 2019 年起超过中国, 且近年来增长显著; FDI 流量层面, 2021 年, 东盟 FDI 流量增速为 43. 58%,显著高于中国21. 17%的增速水平。东盟国家 FDI 流入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华外资企业向这些国家转移的趋势。
印度和越南是中国电子制造业外资外迁的重要承接地, 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也承接了一部分电子配件制造订单。三星缩减了在广东惠州一半以上的生产线, 搬迁到越南建造研发生产基地, 十年间投资额达 173 亿美元。2023 年, 苹果三家主要代工厂鸿海、 和硕和纬创均计划提高在印度和越南的生产计划, 而在中国的生产计划将分别削减到 70%、 75%和 55%。从手机出口来看, 2022 年我国手机出口数量下降 13. 8%, 连续第七年出现负增长, 也是近 12年以来的最低值(见图 2); 手机出口额同比下降2. 5%, 降至 1426. 7 亿美元, 出口额占全球的比重与2015 年相比下降了 3. 5 个百分点。而印度和越南手机出口占全球的比重近年来均呈上升趋势。总体来看,越南、 泰国等东南亚国家, 印度、 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已成为在华外资企业外迁的主要承接地和受益者。
图2 2011—2022 年中国手机出口数量及其增长率
资料来源: 根据工信部历年发布的《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等相关报告整理所得。
二、 外资企业外迁的主要动因
(一)综合商务成本上升
综合商务成本是指企业在开办期和持续经营期所产生的各种费用的总和, 包括劳动力工资、 土地和厂房租金、 仓储物流成本、 水电气成本、 环保费用、 社保与税费、 融资成本、 交易成本、 制度性成本等。综合商务成本的不断上升是在华外资企业外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凭借劳动力比较优势承接了大量来自发达国家的外迁企业,但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 人口老龄化和人均工资上升, 生产要素成本逐步攀升, 相比于东南亚、 南亚、拉美等地区, 中国在劳动力、 土地等生产要素方面的成本更高, 在低端产品生产上的竞争优势逐渐消失。世界银行数据显示, 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仅为中国的五分之一左右, 如东南亚地区平均工资最高的越南, 普通月薪大约为 2000 元, 而孟加拉国和柬埔寨等国家平均月薪则比越南更低。工业用地价格方面, 中国的价格约为越南、 印度等国的 3 倍。中国综合商务成本的上升直接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 导致这些行业的外资企业为了追逐更高的利润, 逐步向综合商务成本更具优势的东南亚、 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转移。
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也被通俗地称为“候鸟型”企业, 会随着“气候(即综合商务成本)”的变化而不断搬迁, 从一个地方(成本高的地区)“飞”到另一个地方(成本更低廉的地区), 这是这类产业存在的常态, 是这类产业国际分工的一个规律。“候鸟型”的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对劳动力价格的变动非常敏感,尤其是对于那些仅需要简单加工装配的外资企业,例如服装、 制鞋、 电子、 轻工、 家具、 玩具、 箱包、食品等企业, 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其向东南亚、 南亚国家以及拉丁美洲等地外迁的主要动力。一些资源密集型外资企业则会因中国资源的短缺或开采与环保成本的升高而向东南亚(如印度尼西亚)、 非洲(如安哥拉)等资源充足、 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外迁产业主要是制造业, 特别是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加工组装等生产环节。1979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的 40 多年间,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 全球制造业中心和全球加工组装基地,加工贸易占出口的半壁江山。
外迁出去的主要是那些把中国当作生产车间和加工制造中心的外资企业。服务业的特点决定了该行业的外资企业不会因综合商务成本的升高而轻易外迁, 因为服务业的生产与消费往往都是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 不易分割。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 综合商务成本的逐步上升是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结果, 伴随经济发展, 劳动者收入和生活水平必然提高, 各种成本和费用必然会逐步上升, 有其规律性, 即“外迁必然论”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任何产业的发展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通常在向国外搬迁之前, 先是在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转移, 即从成本较高的地区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地区。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发展历史来看, 总是从综合商务成本较高的比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向相对落后但各类资源与要素价格便宜的国家或地区转移, 这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 也是国际分工格局不断变化的一个重要规律。
(二)国际环境或地缘政治的影响
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造成了在华外资企业的被动外迁。首先, 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两国关税壁垒高筑, 交易成本上升, 外资企业不得不着手布局产业链外迁以规避贸易风险, 成本敏感型外资企业加速向东盟、 墨西哥等国家搬迁, 以免产品出口受到高额关税的阻滞。例如, 美国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15% ~25%的关税, 涉及中国输美产品的 66. 4%, 迫使利润率较低的外资家电、 手机、化工和汽车零配件等企业开始考虑向东南亚、 墨西哥等国家搬迁建厂以维持生存。其次, 发达国家实施各项产业政策引导制造业回流, 也加速了在华外资企业外迁。例如, 美国推出的《通胀削减法案》向购买新电动汽车以及二手电动车的美国消费者提供数千美元的税收减免, 但获取补贴需要满足至少50%的电池组件是在美国、 加拿大和墨西哥制造或组装的条件(即通常所说的当地增值要求), 迫使部分在华外资汽车企业向墨西哥搬迁。再次, 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 有针对性地将中国企业纳入管制清单, 实施高技术及其产品的出口管制, 构建“印太经济框架”试图切断与中国的经贸联系, 不断出台“去风险化”(即脱钩断链)等违背国际分工和经济发展规律的政策措施, 遏制中国对高端核心材料的进口与对亚太地区的产品出口,企业无法获取生产所需的关键技术与零部件, 只能选择在不受限制的国家和地区建设生产线, 也逼迫部分外资企业撤离中国。最后, 近年来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 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地缘政治变化, 领土与外交矛盾也给外资企业在华经营与投资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 导致其对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判断发生变化, 促使部分企业考虑外迁。总之, 多重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因素叠加进一步加速了部分在华外资企业的外迁进程。
(三)东南亚等国家营商环境与招商引资的吸引
东南亚国家的营商环境近年来有了很大的改善与优化, 不断推出招商引资举措, 相比中国已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吸引了一些在华外资企业向这些地区转移。东南亚国家营商环境改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营商环境国际排名不断上升, 提升了外商投资信心。世界银行《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 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为第 31 位, 而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排名分别为第 12 位和第 21 位, 新加坡多年来一直排名全球前二, 越南虽排名在第 70位, 但却是营商环境改善度最高的国家。二是东盟10 国统一的内部大市场已经基本建成。东盟 10 国内部市场相互开放, 总面积 449 万平方公里, 人口6. 5 亿, 建设内部大市场即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基本实现, 10 国之间的相互贸易已经基本实现零关税, 正在向更高的共同市场目标推进。三是越南等国的对外贸易环境比较宽松。越南与欧盟、 日韩澳新、 英国、 印度等许多国家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截至 2022 年, 越南已签署并生效了 15 个双边、多边自贸协定, 涉及 43 个国家和地区, 比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更加宽松, 特别是面向发达国家的出口方面; 与此同时, 越南不仅是 RECP 签约国(包含15 个国家), 还是 CPTPP 的签约国(包含 12 个国家), 便利的贸易环境对外资企业有较大的吸引力。整体来看, 东南亚和南亚国家销往美欧的出口产品关税较我国有 5%~25%的优势, 在外贸利润率普遍较低的情况下, 部分外资企业会选择转移外迁以求生存。四是实行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东南亚国家针对外资企业不断推出支持其发展的投资鼓励政策,实施大规模补贴措施, 税收优惠力度更大, 以企业所得税为例, 多数东盟国家税率低于 25%(菲律宾除外), 相较中国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另外, 外商投资还可享受一定的税收减免, 如印尼对超过5000 亿印尼盾的投资项目可豁免 5~20 年的企业所得税, 越南实行最高 4 年减免和 9 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政策。五是东南亚国家的人工成本更低。东南亚国家工人工资普遍比中国更低, 因而生产成本也就相对更低, 对于生产低附加价值产品的企业来说, 具有竞争优势与诱惑力。
除东南亚国家外, 南亚的印度和孟加拉国以及北美洲的墨西哥等国, 在营商环境、 劳动力数量与质量、 综合商务成本、 市场规模、 外商投资优惠待遇、 出口贸易环境宽松程度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近年来对外商投资同样展现出很强的吸引力, 也成为一部分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外迁的目标国。
(四)国内同行业企业的竞争
客观而言, 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和加入 WTO后 20 多年的发展, 经过国内外市场的摔打锻炼, 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显著提高, 已经今非昔比。例如,根据历年《财富》杂志的世界 500 强排行榜以及由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发布的品牌排行榜统计可知, 入选世界 500 强的中国企业数量从 1995年的 3 家增加到 2023 年的 142 家(含港澳台), 而2023 年美国仅入选 136 家, 日本入选 41 家; 入选世界品牌500 强的中国企业品牌数量2023 年达到70个(含港澳台); 入选亚洲品牌 500 强的中国企业品牌数量达到 215 个(含港澳台)。另外, 目前中国企业在很多行业领域中的技术水平已经居于世界前列,如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发电、 电力设备、 高铁、 核电、 航空航天、 通讯、 工程机械等行业。这说明中国本土企业与外资在华企业的市场竞争态势发生了巨大和根本性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或者说在加入WTO 之前, 大部分外资企业在技术、 品牌、 管理、服务和营销水平等方面对内资企业拥有绝对或相对优势, 而现在除部分外资企业还拥有品牌和技术的相对优势以外, 大部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基本都处在同一个水平上, 势均力敌, 这种状况必然带来激烈的市场竞争。竞争的加剧一方面有利于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完善, 但另一方面肯定也会导致一些外资企业选择外迁到竞争不太激烈或拥有更大竞争优势的国家去发展。可以说, 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也是企业外迁的重要原因。
三、 外资企业外迁对中国的影响
我们既要看到部分外资企业的外迁确实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多方面消极和不利的影响, 也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一经济现象, 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多种原因, 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并且从一定角度讲也有一些有利影响和积极的一面。
(一)消极不利的影响
第一, 部分外资企业撤资并将生产链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 压缩了中国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 减少了外贸出口。外资企业的出口曾经占到中国出口份额的半壁江山, 时至今日也仍然占据 1/3。外贸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带动就业 1. 8 亿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2 年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 13. 8%。外资企业搬迁到东南亚等国家, 必将挤占中国出口产品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 降低中国制造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和竞争力。
第二, 外资企业的外迁对中国的 GDP 和税收收入增长带来不利影响。外资企业、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各占 1/3 左右, 外资企业的外迁对疫情后我国恢复经济、 克服经济下行压力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不利的。2023 年 11 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显示,2011 年至 2022 年间, 外资企业投资在 GDP 中占比不足 5%, 但却贡献了我国近 1/6 的税收, 22. 5%的工业产值, 28. 3%的工业利润, 38. 7%的对外贸易,20. 7%的研发投入。同时, 江苏省统计局以及上海商务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 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 外资企业贡献率更大。例如, 近年来, 在沪外资企业数量近 7 万家, 贡献了上海市约 1/4 的国内生产总值、 约 1/3 的税收、 超过 1/2 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约 2/3 的外贸进出口总额; 江苏省统计局数据显示, 在江苏的外资企业达 21 万家, 每年贡献了25%以上的税收、 35%的就业、 60%的外贸额(其中高科技产品出口占该省的 70%以上)。
第三, 部分外资企业的外迁还会给社会就业带来压力。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 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外资企业以占市场主体 2%的比重, 带动了约 4000 万人的就业, 占全国城镇就业人口的 1/10, 其外迁必然对劳动力市场造成一定冲击, 减少就业岗位, 甚至导致部分人口失业。
第四, 部分高技术外资企业的转移带走了技术和经验, 减弱了国内企业依托高科技跨国公司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 同时也会影响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客观而言, 外迁的外资企业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或劳动与资本密集结合型企业, 但也确实有一定比例的高科技企业, 这类企业外迁对我国通过与国外跨国公司开展合资合作获得技术外溢和实现企业技术进步不利, 与此同时对产业转型升级、 产业链的完整性、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及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等都会产生波及和消极影响。
第五, 部分外资企业外迁还会形成一定的负面示范效应, 影响我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在华外资企业受到部分企业外迁的影响, 有可能会形成消极的经济预期, 影响未来的经营信心, 从而影响自身投资决策, 产生“羊群效应”。另外, 看到一些在华外资企业外迁, 出于避险心理, 一些外国企业短期内将不再向中国投资, 结果导致新的外资进入受到影响。总的来说, 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外迁趋势会给外资企业带来一定的安全顾虑, 外资企业向中国投资会更加谨慎。
(二)积极有利的影响
当然,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有利有弊。对待部分外资企业外迁问题, 既要看到它消极不利的一面, 也要看到积极有利的一面。从发展和动态的角度来看, 在华外资企业外迁也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首先, 有利于推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由于外迁的外资企业大多数属于中低端制造业, 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 这类企业外迁是符合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趋势和国际产业分工规律的。将高技术、 高附加值研发、 生产、 销售和维修等环节留在国内, 向国外转移低技术、 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 加工装配环节, 为国内企业提供了转型升级的空间和机会, 可以推动和刺激国内企业加快自主创新与技术进步, 加快出口产品的更新换代, 提升技术水平和附加值含量, 从而加速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其次, 有利于实现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升级。通过“腾笼换鸟”或“腾笼壮鸟”式的产业转移或外迁, 可重塑我国在全球产业链、 价值链和供应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推动若干产业逐步从价值链中低端迈向中高端, 实现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双重任务”中的升级任务。
再次, 有利于加快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资源的优化配置。部分高能耗、 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的外商制造企业外迁, 既去除了比较落后的低端、 低效和低附加值产能, 推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调整市场供需关系, 也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和利用, 使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从而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提升中国经济发展效率。
四、 在华外资企业外迁的应对策略
从现实来看, 中国市场规模巨大, 中国经济具有韧性和内生增长动力, 长期发展前景广阔。只要我们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政策, 坚持不断改善营商环境, 对于外资企业来说, 中国市场仍是不可替代的,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增长潜力和盈利能力, 中国的营商环境既具有优势又在不断优化, 不仅过去, 现在和未来仍然是外商投资的热土和最佳目标国之一。针对当前部分外资企业外迁的现象, 建议政府部门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一)打造世界一流的营商环境, 提升竞争力和吸引力
各级政府要常态化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措施, 按照市场化、 法治化和国际化的要求打造世界一流的营商环境, 提升营商环境的质量, 增强竞争力和吸引力。要以外资企业的实际诉求为导向, 切实在各领域全面推进已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放管服”改革, 着力协调与整合各部门和各系统间政务审批流程, 进一步扩大数字化服务平台覆盖范围, 从根本上降低外资企业的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 为外资企业的进入和经营提供便利。同时, 各地区应积极学习吸收优化营商环境先进地区的经验成果, 有针对性地进行产业链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结合本地竞争优势优化要素环境, 打造区域性人才、 技术、 资金、 项目等交易系统, 进一步提高生产要素的可获得性和便利性, 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降低和减缓外资企业综合商务成本上升的速度与幅度。
(二)进一步落实和缩短“负面清单”, 通过扩大开放领域稳住和留住外资
全面落实新的“负面清单”和外资平等待遇, 通过不断扩大产业领域开放提高对外资的吸引力, 增强在华外资企业的盈利能力, 进而缓解外资企业外迁状况。首先, 要继续扩大外资准入, 在评估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实施效果的基础上, 推动落实清单的实施并逐年合理缩减, 进一步放宽或取消外资准入限制, 提高外资企业在华投资便利化水平。其次,深入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 在各领域全面切实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 在产业准入、 标准制定、 执法检查、 政府采购、 药品采购、 创新奖励等领域重点落实外资企业平等待遇, 保障外商在华投资的合法权益。最后, 扩大产业对外资开放水平,着力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高水平开放,鼓励外资企业进入高技术制造领域, 支持重点外资项目加速落地, 释放各领域投资潜力, 从而稳住留住外资。
(三)鼓励外资企业在国内进行异地产业转移(内迁), 尽可能延长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在华生产经营期限
相比于东部地区, 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幅员广阔,资源丰富, 劳动力成本低, 土地和厂房等也有价格优势, 应大力推动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国内的异地转移, 这将有利于缓解在华外资企业的外迁问题。首先, 加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政府招商引资(投资促进)部门、 商务部门和发改部门的对接联系, 建立承接产业转移的专门机构或工作专班, 指定专人负责, 构建起相应的平台与机制, 举办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投资项目对接大会, 及时解决内迁外资企业在项目签约、 厂区建设、投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其次, 根据不同产业的要素需求特点, 创立并升级中西部地区专业化承接产业转移园区或产业转移合作区, 尽可能多地承接东部沿海地区外资企业搬迁转移, 为东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发展空间, 同时加速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再次, 中西部承接地也可为外资企业提供专项搬迁转移扶持资金, 推出切实的优惠政策, 建设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引导沿海地区外资企业到本地落户, 避免其因综合商务成本上升等原因迁到境外。最后, 加快完善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提高铁路和公路网络覆盖程度, 提高中西部地区资源和商品的物流流通效率, 保障外资企业搬迁到西部地区能够便利地开展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
(四)巩固主要出口市场, 积极商签自贸协定,稳定在华外资企业对出口市场的预期自
20 世纪 90 年代特别是 2001 年加入 WTO 以后, 中国通过引进外商投资企业和发展加工贸易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体系之中, 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和全球加工制造业基地, 每年有大量劳动密集型以及劳动与资本、 劳动与技术密集结合型产品出口。但是, 近年来伴随中美贸易摩擦、 地缘政治动荡, 部分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外资企业开始外迁或着手安排布局外迁。针对这种情况, 我国一方面要继续巩固欧盟、 东盟、 美国、 日本、 韩国和俄罗斯等主要出口市场, 落实 RCEP 和其他自贸协定的出口优惠政策, 另一方面要积极争取早日加入 CPTPP, 并推进中日韩和中欧自贸协定谈判, 为在华外向型外资企业创造一个不亚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出口贸易关税环境。
(五)针对不同外资企业外迁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切实做到有的放矢和排忧解难
除了采取上述几点应对措施外, 还应根据外资企业外迁的具体原因, 采取有针对性的专项应对措施。每个外资企业外迁的动因可能都是不同的, 相关的外资企业管理服务部门要具体企业具体分析,具体动因具体施策。分析其外迁的主要原因是综合商务成本的上升, 是产业链或供应链遇到了问题,是对当地营商环境的某个方面不满意, 是因为技术优势或竞争优势丧失, 还是因为出口产品遇到了关税或非关税壁垒的限制。总之, 要区分差异, 对症下药, 有的放矢, 让政策措施产生切实有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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