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的阳光透过窗帘洒进客厅,我坐在书桌前,最后一次核对援疆报名资料。
电脑屏幕上,报名表上每一项信息我都反复确认过多次。姓名、年龄、专业、工作经历、志愿方向——每一栏都填得工工整整。窗外梧桐树开始落叶,一片黄叶恰好飘到窗台上,我看了它一眼,继续点击鼠标。
客厅另一头,继母靠在沙发上输液。
她瘦了很多,脸色惨白得像张纸,手背上扎着留置针,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流进血管。往日的强势刻薄被病痛消磨殆尽,此刻她闭着眼睛,呼吸声又浅又急,像个普通又脆弱的老人。
父亲站在我身边,眼眶通红。
“闺女,爸求你了。”他的声音带着颤抖,“你阿姨这病来得急,医生说后续至少需要半年康复,我一个人实在照顾不过来。你......”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措辞。
“你把报名的事先放一放,回家住一段时间,帮着照料照料。咱们是一家人,你阿姨从前就算有不对的地方,那也都是过去的事了。你是读过书的人,要大度一点,别跟长辈计较。”
我没说话,手指停在鼠标上。
父亲以为我在犹豫,又往前走了一步:“爸知道以前让你受委屈了,可那时候爸也难啊。你阿姨脾气是急了点,但她心眼不坏。现在她都病成这样了,你就当可怜可怜她,也当可怜可怜爸......”
他说着说着,声音哽住了。
我抬起头,看着父亲布满皱纹的脸。三年过去,他老了,头发白了大半,腰也有些佝偻。此刻他眼睛里满是哀求,像一个溺水的人拼命想抓住最后一根稻草。
所有人都觉得我会心软。
从小到大,我一直是家里最好说话的那个人。小时候继母偏心,把好吃的都留给弟弟,我从不吭声。过年买新衣服,她的孩子从头换到脚,我只能捡表姐的旧衣裳,我也只是点点头说“挺好的”。亲戚们都说我懂事、大度、不记仇。
他们觉得,这样的我,终究会妥协的。
可只有我自己记得。
我记得三年前那个寒冬。
我刚生完孩子第七天,剖腹产的刀口还在隐隐作痛,浑身酸软得连翻身都困难。医生千叮咛万嘱咐,月子里必须卧床休养,不能劳累,不能碰冷水,不能久站久坐。
那时候,我的亲生父亲就坐在客厅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眼睛盯着电视,始终沉默。
而他的妻子——我的继母,一把推开我卧室的门,把一盆没择的青菜和一把菜刀放在我床边。
“躺了这么多天也该起来了,女人坐月子哪有那么娇气?越养越矫情!赶紧起来做饭,你爸中午还要吃饭呢。”
我说我疼,我说我动不了,我说医生说得躺着。
继母嗤笑一声:“医生说的话能当饭吃?我生完孩子第三天就下地干活了,也没见我死。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娇惯,有人伺候还嫌不够。”
她摔门出去了。
我挣扎着爬起来,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厨房里水龙头的水冰凉刺骨,我蹲在地上择菜,刀口扯得生疼,额头上的冷汗一层层往外冒。继母坐在客厅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大。父亲从始至终没有看我一眼,就好像厨房里根本没有人。
整整一个月。
我在月子里做饭、洗衣、拖地、收拾家务,抱完孩子紧接着就被支使去烧水、煮饭。没有人问我疼不疼,没有人问我累不累,更没有人问过我,刀口有没有感染,身体有没有不舒服。
那个月子过后,我落下了产后风湿的病根。到现在,只要天一凉,我的腰和膝盖就疼得直不起来。
三年了。
每一个刮风下雨的日子,每一次腰疼得起不来床,每一回半夜被关节酸痛折磨得睡不着觉,那些月子里受过的委屈就会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一点一点,从未消散。
我不是没想过原谅。
可原谅,是建立在对方认识到错误的基础上的。
三年里,父亲和继母从没提过那个月子,从没问过我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更没说过一句“那时候委屈你了”。他们过自己的日子,安逸、自在、快活,就好像我身上这些病根是凭空长出来的,跟他们毫无关系。
我不是一个记仇的人,我只是学会了一个道理:有些伤害,不需要原谅,只需要远离。
我看着父亲哀求的眼神,轻轻吐出一口气。
“爸。”
“哎!”他以为我松动了,脸上浮出希望。
“你的赡养费我会按月打过来,法定标准一分不会少。如果将来你生病需要护理,我也会依法承担我该承担的那份责任。”
我顿了顿,声音很平静:“但是阿姨的事,我管不了。月子里的仇,我也不打算报了,我只是选择放过自己。”
说完,我点击了屏幕上的“提交”按钮。
页面跳转,弹出一行绿色的小字:“您的报名申请已提交成功,请于11月15日前往指定地点报到。”
父亲的目光落在那行字上,整个人愣住了。
沙发那头,继母不知什么时候睁开了眼睛。她盯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像是什么都说不出来。
父亲张了张嘴,声音终于卡在了喉咙里。
窗外又一片梧桐叶落下,打着旋儿飘远了。
我合上电脑,站起身。
三年,我终于做了这个决定。不为报复谁,只为放过自己。
那年冬天特别冷。
腊月十八,我在医院顺产下女儿,六斤三两,白白净净,哭声嘹亮。
生产的过程比我想象中艰难。从发动到生,整整疼了十六个小时。最后两个小时,我感觉自己像被人从中间劈开,五脏六腑都在往下坠。产床上的铁扶手被我攥得发烫,喉咙喊哑了,眼泪流干了,孩子才终于出来。
医生说我是二度撕裂,缝了将近一个小时。
出产房的时候,我浑身都在发抖。不是冷的,是虚的。整个人像被抽干了力气,连动动手指都觉得吃力。
住院那几天,丈夫请假回来照顾我。他端水、喂饭、给孩子换尿布,笨手笨脚的,但好歹能顶用。可我看着他手机里不断弹出的工作消息,知道厂里离不开他。
“你先回去吧,”术后第三天,我靠在病床上跟他说,“家里有我爸,让我爸照应着就行,坐个月子而已,能有多大事。”
丈夫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赶回了外地的工厂。
临近年关,他那边正是最忙的时候。
出院那天,父亲来接我。他开着他那辆开了七八年的面包车,继母坐在副驾驶上,正剥着一只橘子。
“走吧,回家。”父亲接过我手里的东西,语气平平的,像接一个来串门的亲戚。
继母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肚子上停留了一瞬,嘴里含糊地“嗯”了一声,算是打过招呼。
我裹着厚厚的羽绒服,怀里抱着刚出生的小婴儿,一步一步慢慢挪上车。
车里的暖风开得不大,我缩在后座,刀口处一阵一阵地抽疼。孩子哭了两声,我赶紧解开衣服喂奶,低头那一瞬间,脖子和肩膀都酸得发僵。
继母从后视镜里瞥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继续吃她的橘子。
到家的时候,客厅里摆着一些婴儿用品,是父亲提前准备的。我环顾一圈,没有看到任何坐月子需要的东西。
没有保温壶,没有月子餐的食材,就连喝水的杯子都是凉的。
“我住哪个屋?”我问。
继母指了指走廊尽头的小房间:“那间。床给你铺好了,被褥都是新的。”
我抱着孩子走过去,推开门。
房间很小,一张一米二的单人床,一个旧衣柜,窗户朝北,这会儿正灌着冷风。床上铺着一层薄薄的褥子,被子摸上去不算厚。墙角有个小电暖器,我按了一下开关,指示灯没亮。
“那个坏了,先将就一下吧。”继母的声音从客厅传过来。
我没说话,把孩子放在床上,慢慢坐到床边。屁股刚挨着床沿,刀口就扯得一阵剧痛,我倒吸一口气,额头瞬间冒出一层汗。
丈夫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我正在给孩子换尿布。
“到了?家里怎么样?”他问。
“挺好的。”我说。
他沉默了一下,声音有些歉疚:“实在不行,咱们请个月嫂吧,我这边紧一紧,还能凑出点钱。”
“不用,”我笑了一下,“就一个月的事,我爸在家呢,能有啥。你安心工作,别操心我。”
挂掉电话,我撑着腰站起来,扶着墙慢慢走到客厅。
继母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茶几上摆着瓜子、橘子、遥控器,还有一杯冒着热气的茶。父亲在阳台上抽烟,背对着我。
“妈,午饭什么时候做?”我问。
继母转过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东西:“做什么?你饿了?”
“我......”我一时语塞,“我刚出院,医生说要好好休养,不能——”
“不能什么?”她打断我,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晰,“女人坐月子哪有那么娇气?我在乡下生完老大,第三天就下地割稻子了,也没见我落下什么毛病。现在的年轻人就是矫情,越养越娇惯。”
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瓜子壳:“厨房里有菜,冰箱里有肉,你想吃就自己做。我腰不好,不能久站。”
我愣在原地。
父亲掐灭了烟头,从阳台走进来。我看向他,等他开口。
他看了我一眼,又移开了目光,坐到沙发上,拿起遥控器换了个台。从头到尾,一个字都没说。
那天中午,我给自己煮了一碗面条。
水开了下面,加了两片青菜叶子,撒了点盐。我端着碗坐在厨房的小凳子上,一边吃一边掉眼泪。面条很烫,眼泪也很烫,咽下去的时候,分不清是什么在烧。
下午继母出门打麻将,临走前扔下一句话:“晚饭你看着做,你爸胃不好,别做太辣的。”
晚上丈夫的视频电话打过来,我接起来的时候,正靠在床上给孩子喂奶。
“今天怎么样?吃饭了吗?”他问。
“吃了,”我把手机转向孩子,让他看女儿的小脸,“你看,睡得可香了。”
“你脸色不太好,”丈夫盯着屏幕里的我,“是不是太累了?”
“没有,”我扯出一个笑,“就是孩子夜里哭了几回,有点没睡好。”
视频那边有人喊他,他应了一声,匆匆说了句“早点休息”就挂断了。
房间里又安静下来。
我低头看着怀里的孩子,她吃饱了睡得正香,小嘴微微张着,呼吸又轻又匀。窗外的风吹得玻璃嗡嗡响,冷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我裹紧了被子。
夜很长,刀口还在疼,腰也酸得厉害。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熬一熬就过去了,坐个月子而已,能有多大事。
可我不知道,这只是开始。
第二天一早,我是被继母的敲门声惊醒的。
“几点了还睡?起来做饭了!”
我睁开眼,看了看手机。六点二十。
孩子还在睡,我轻轻挪开她,撑着床板坐起来。一夜没怎么睡好,刀口疼,孩子闹,好不容易熬到天快亮才眯了一会儿,现在脑子还是昏的。
打开门,继母已经穿好了衣服,手里拿着包。
“我出去一趟,你爸等会儿要上班,你给他做早饭。中午的菜在冰箱里,自己看着弄。”
说完她就走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楼道里。转身的时候,父亲从卧室里出来,看了我一眼。
“爸,早饭你想吃什么?”
“随便,你看着弄就行。”他说完就去洗漱了。
厨房里,水池里泡着昨天晚上的碗,油腻腻的水已经凉透了。我卷起袖子,打开水龙头,冬天的冷水刺骨一样,激得我手指头瞬间就麻了。
我缩回手,找到橡胶手套戴上,开始洗那些碗。
弯腰的时候,刀口被扯得生疼。我咬着牙,洗一会儿,直起身缓一会儿,再弯腰接着洗。
父亲吃完早饭去上班了。
我收拾完厨房,给孩子换了尿布喂了奶,已经累得直不起腰。正想躺一会儿,客厅的电话响了。
是继母打来的。
“中午我回来吃饭,你炖个排骨汤,再炒两个菜。排骨在冰箱冷冻层,拿出来化一下。”
说完就挂了。
我握着手机,站了很久。
中午继母回来的时候,桌上摆着一盆排骨汤、一盘炒青菜、一盘西红柿炒蛋。汤是我用砂锅炖的,炖了一上午,肉都酥烂了。菜是我切了西红柿打了鸡蛋,一点点炒出来的。
继母尝了一口汤,皱了皱眉:“盐放少了,淡。”
她又夹了一筷子西红柿炒蛋,嚼了两下,直接吐在碟子里:“鸡蛋炒老了,你厨艺怎么这么差?这点事都干不好?”
我拿着筷子的手僵了一下。
“我......”我张了张嘴,“我刀口疼,站久了不舒服,可能没注意火候——”
“刀口疼?都出院好几天了还疼?”她不耐烦地打断我,“医生缝了那么多针,又不是没缝好。你就是矫情,这点疼都受不了。”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我看向父亲。
父亲低着头吃饭,一口一口,专注地看着碗里的饭,就好像什么都没听见。桌上的气氛沉默又压抑,只有继母筷子碰到碗碟的声音。
“爸。”我轻轻叫了一声。
父亲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垂下眼睛。
“吃饭吧,吃完饭你去躺一会儿,下午还要带孩子。”他说。
就这样。
没有一句维护,没有一句公道话,甚至连一个“别说了”的眼神都没有给继母。
我低下头,把碗里的饭一粒一粒往嘴里扒。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每一口都咽得艰难。
那天晚上,孩子哭了一夜。
可能是白天受了凉,她半夜开始闹,脸涨得通红,怎么哄都哄不住。我抱着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刀口疼,腰疼,胳膊酸得快抬不起来了,她还是一直哭。
我给她量了体温,不发烧,可能就是肚子不舒服。
天快亮的时候,她终于睡着了。我把她放到床上,自己也累得瘫倒在一边,迷迷糊糊刚要睡过去,继母的敲门声又响了。
“都几点了还睡?起来做饭了!”
我睁开眼,看了看窗外。天刚蒙蒙亮,又是一个早晨。
接下来的日子,每一天都是这样过的。
继母不做饭、不买菜、不收拾家务。她每天的生活就是上午打麻将,下午看电视,晚上出去遛弯。家里的饭是我做,碗是我洗,地是我拖,衣服是我晾。
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
父亲依旧每天早出晚归,回到家就坐在沙发上抽烟看电视。继母支使我干活的时候,他永远在沉默。继母挑剔指责我的时候,他还是在沉默。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趁着继母不在,跟他说:“爸,我刀口还没好利索,能不能让阿姨这几天先做做饭?”
父亲抽了一口烟,沉默了很久。
“你阿姨脾气就那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他说,“一家人,忍忍就过去了。”
“可是我真的撑不住了,”我的声音有点抖,“我夜里带孩子,白天还要做饭做家务,腰疼得都快直不起来了——”
“你现在也是当妈的人了,要学着能吃苦。”父亲打断我,“家里就这几口人,多做点饭能累到哪去?你阿姨也不是没有帮忙,她不是天天在家吗?”
我张了张嘴,突然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那一瞬间,我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继母不疼我,是情理之中的事。她不是我的亲生母亲,没有义务爱我。她刻薄也好,自私也好,都只是人性中最常见的那一面凉薄。
可父亲不一样。
他是我亲爸。
是他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的,是他从小把我养大的,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应该疼我护我的人。
可他选择了沉默。
他用沉默纵容着继母对我的苛待,用沉默回避了所有本应他站出来挡在我面前的时刻。他不是看不见,他是不愿意看见。不是不知道,是不想管。
继母是寒心的,可父亲,是真正让我死心的。
腊月二十八那天,外面下着大雪。
继母出门打麻将了,父亲还没下班。家里只有我和孩子。我强撑着做完中午的饭,收拾完厨房,弯腰洗了一盆尿布,等直起身的时候,突然一阵剧痛从腰上窜上来。
那种疼不是酸,不是胀,是像有一根锥子扎进了骨头缝里,又冷又硬,疼得我眼前发黑。
我扶着墙,一点点挪回房间,瘫在床上。
腰疼得我整个人都在发抖。我侧躺着,蜷缩着,平躺着,怎么都不行。我咬着被子,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掉。
那一刻,我多么希望有人能帮我一把。帮我倒一杯热水,帮我把孩子抱起来喂一口奶,帮我揉一揉疼得快断掉的腰。
可我听着客厅里钟表的滴答声,知道这个家里没有这样的人。
晚上父亲下班回来,看到餐桌上摆的饭菜,什么也没问。
继母回来看到饭菜,嫌弃地说了一句“今天炒的菜油大了”,也没多看我一眼。
没有人问我腰还疼不疼,没有人发现我已经疼得走路都费劲了。
那天的饭,我是坐在厨房小凳子上吃完的。因为腰疼得实在坐不住硬椅子,只能找个矮凳子靠着墙,一点一点地咽。
那个瞬间,我所有的期待,全部碎干净了。
亲戚们偶尔会来串门。
继母的大姐来过一回,看到我在厨房忙活,假惺惺地说:“哎哟,你还在月子里呢,怎么让你干活?快歇着快歇着!”
继母立刻接话:“她自己要做的,说躺不住。现在的年轻人讲究多,我说让她好好养着,她非要帮忙。”
她说着还冲我笑了笑:“是吧?”
我捏着锅铲的手紧了又紧,最终只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跟继母的大姐一起来的还有我一个远房姑姑。她后来悄悄跟我爸说:“你家小芸也太娇气了,月子里啥也不干,天天躺着,也不怕养出病来。”
父亲嗯了一声,说:“现在的孩子都这样,娇惯。”
这句话是我后来从姑姑嘴里听到的。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满是过来人的优越感:“小芸啊,你也别怪你阿姨说你,月子里该动就得动,越不动越虚。”
我没解释,也没辩解。
那时候我已经明白了,有些委屈,说出来也没人信。有些心寒,只有自己知道。
大年三十那天,继母回娘家过年去了。
父亲也跟着去了。走之前他跟我说:“冰箱里什么都有,你自己做着吃。过年了,别委屈自己。”
我点点头。
门关上的那一刻,家里只剩下我和一个还没满月的孩子。
窗外的烟花噼里啪啦地响着,电视里的春晚热热闹闹地演着。我坐在床上,怀里抱着孩子,面前摆着一碗自己煮的饺子。
别人家的除夕是团圆,我的除夕是一个人。
那天夜里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是一张孩子的照片,配文只有一句话:“妈妈会保护好你的。”
发完之后,丈夫第一个点了赞。他在评论区留了一句话:“老婆辛苦了,等我回去好好补偿你。”
我回了个笑脸,眼泪掉在了手机屏幕上。
我没有告诉他,这些天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没有告诉他,我的继母是怎样一步步把我逼进厨房的,我的父亲是怎样全程沉默不语的,我的刀口有多疼,我的腰有多酸,我的心有多凉。
不是我懂事,不是我隐忍,是我知道,就算说了又能怎样呢?
他在千里之外,鞭长莫及。除了徒增他的愧疚和焦虑,什么也改变不了。
那个月子,成了我一生中最漫长的一个月。
每一天都是重复的。做饭、洗碗、带孩子、被挑剔、被忽视、被当成理所当然。我像一台被拧紧了发条的机器,从早转到晚,没有人关心我累不累,疼不疼,委不委屈。
有时候半夜醒来,我听着外面呼呼的风声,会突然问自己:如果有一天我熬不住了,会有人知道吗?
然后我自己回答自己:不会的。
没人会在意。
这个认知,比冬夜的冷水还要凉。
满月那天,我给孩子办了满月酒。
就在家里,摆了两桌。继母张罗得很热闹,招呼亲戚们吃菜喝酒,脸上挂着笑,仿佛她是一个慈爱又尽心的长辈。
亲戚们围着孩子逗笑,说孩子长得像我,夸我有福气,夸继母照顾得好。
继母端着酒杯,笑得一脸坦然:“哪里哪里,都是应该的。小芸这些天可辛苦了,当妈不容易。”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满是过来人的宽容和温和。任谁听了,都会觉得她是一个心疼儿媳的好婆婆、好继母。
我坐在那里,看着她的笑脸,忽然觉得一切都荒诞极了。
那天晚上,客人都走了之后,我一个人收拾碗筷。
继母坐在沙发上揉着脚脖子,抱怨今天累着了。父亲在阳台上抽烟,哼着不成调的小曲。
我洗着碗,腰又开始疼了。那种闷闷的、钝钝的疼,像一根生了锈的钉子楔在骨头缝里,每弯一下腰,钉子就往下凿一分。
我咬着牙,把最后一个盘子冲干净,摘掉橡胶手套,发现十个指头都泡得发白起皱。
那时候我不知道,这腰疼会跟我一辈子。
后来我才知道,月子里落下的病,最难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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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子的最后一周,我的身体已经亮起了红灯。
每天早上醒来,腰都像被什么东西碾过一样,翻身都需要用手撑着床板,一点一点地挪。手指关节也开始疼,刚开始是酸胀,后来发展到握拳都费劲,早晨起床时最严重,两只手僵得像鸡爪子,要用热水泡上好一会儿才能活动开。
膝盖也出了问题。
以前上下楼梯利利索索的,现在扶着扶手还得一步一步往下挪。蹲下去捡东西更是要命,非得扶着什么东西才能站起来,还常常听到膝盖里咯吱咯吱地响。
我知道这些都是月子里劳累落下的病根,但我没有别的选择。
那天是腊月二十六,外头下着小雪。
继母一大早就坐在客厅里嗑瓜子看电视,茶几上摆着一杯热茶、一碟点心,旁边的电暖器开得暖烘烘的。她的腿搭在沙发扶手上,脚上套着毛线袜,整个人窝在沙发里,舒服得不得了。
厨房里,我正在洗早上吃饭攒下的碗筷。
水池里的水冰凉刺骨,橡胶手套破了一个小口子,冷水顺着那个口子渗进去,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冻得发红。我忍着没吭声,加快速度把碗洗完了。
刚直起腰,继母的声音就从客厅传过来。
“碗洗完了把地拖一下,昨天就没拖,地上都是灰。”
我扶着水池边站了一会儿,感觉腰上的那根“钉子”又开始往下凿了。
“妈,我腰有点受不了,能不能——”
“又腰疼?”继母头都没回,“年纪轻轻的哪那么多毛病?我生完孩子那会儿,出了月子就能下地干活,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娇惯。”
这句话我听过无数遍了。
每次我说不舒服,她永远是这个句式——“我当年如何如何,现在的年轻人如何如何”。好像她受过的苦就是标准,没达到这个标准的人都不配喊疼。
我走到阳台上拿了拖把,把水桶放到水龙头底下接水。水桶不大,也就几升的量,但对我来说已经够沉了。我提着水桶走到客厅,腰弯下去的那一瞬间,疼得我眼角都抽搐了一下。
拖地的时候更难受。
拖把推出去、收回来,这个动作需要腰腹发力,每一下都扯得刀口隐隐作痛。我放慢速度,一点一点地拖,额头上很快就沁出了一层薄汗。
继母从始至终没有看我一眼。
等我拖完整个客厅的地,她换了个台,给自己续了杯茶,随口说了句:“厨房的地还没拖。”
那天中午,我做了三个菜一个汤。
继母坐在餐桌前,夹了一筷子菜,嚼了两下,眉头就皱起来了。
“这菜你放了多少盐?咸死了!”
她又尝了一口汤,直接把勺子撂在桌上。
“汤也不对味,你是不是没放姜?一股腥味。你这手艺怎么越来越差了?”
我端着饭碗,低着头没说话。
父亲坐在对面,夹了一口菜放进嘴里,咀嚼了两下,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没有说咸,也没有说不咸,就像往常一样,沉默地吃着碗里的饭。
“爸,咸吗?”我问他。
父亲抬眼看了我一下,又看了看继母,含糊地说:“还行,能吃得惯就行。”
继母冷哼一声:“你什么都能吃得惯,猪食端上来你也说能吃。这家里的饭是没法吃了,还不如去外面下碗面。”
她把碗往前一推,站起身走了。
餐桌上剩下一盘炒青菜、一盘土豆丝、一碗排骨汤,还有我和父亲两个人。
“爸。”我看着父亲,声音压得很低,“我刀口到现在还没完全好,这些天做饭、洗碗、拖地、带孩子,我腰已经疼得不行了。你能不能跟阿姨说一下,让她帮我做几天饭?”
父亲放下筷子,沉默了很久。
“你阿姨身体也不好,腰疼是老毛病了。”他说,“她也不是不做,她不是身体不舒服吗?”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了。
“她腰疼是老毛病,所以就不用干活。我刚生完孩子,刀口还没长好,就不是毛病了?就该天天做饭拖地了?”
父亲的眉头皱了一下,像是有些不耐烦。
“行了行了,一家人过日子,计较那么多做什么?多做顿饭能累死你?你阿姨虽然嘴上说话不好听,但她也没怎么着你。”
没怎么着我?
我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
是啊,继母没有打我,没有骂我,没有把我赶出家门。她只是不给我做饭,不帮我带孩子,让我在月子里天天站在厨房洗菜切菜。她只是挑剔我做的每一顿饭,数落我的每一个不是。她只是对外说我娇气矫情,让所有亲戚都觉得我是个不懂事、不知好歹的晚辈。
这些,在父亲眼里,都不算什么。
“忍忍吧,”父亲又说了一遍,“都是一家人,别计较太多。”
那天晚上,我给丈夫打了个电话。
电话里他的声音很疲惫,说今天车间赶了一批急单,他从早上七点一直干到晚上九点,中间就吃了一顿饭。
我本来想说的话,一下子就堵在了喉咙里。
“你那边怎么样?”他问,“身体好点了没?”
“挺好的。”我说。
“宝宝乖不乖?”
“很乖,吃饱了就睡。”
“那就好,”他松了口气,“再熬一熬,等过完年我这边没那么忙了,就能请假回去看你了。”
“好。”
“老婆,辛苦你了。等我回去好好补偿你。”
“嗯。”
挂了电话,我看着手机屏幕上全家福的照片,那是我们刚结婚时拍的。照片里我笑得很开心,挽着丈夫的胳膊,以为未来的日子会一直那么美好。
如果丈夫在家里就好了。我想。他在的话,至少还有一个人能替我挡一挡,至少不会让我觉得自己是在孤军奋战。
可他不在。
他在千里之外,为了这个家拼命工作。我不想让他分心,不想让他担心,不想让他知道我在他不在的地方,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我关掉手机,躺回床上。
腰疼得睡不着,我侧躺着把枕头垫在腰下面,稍微好受一点。孩子睡在旁边,呼吸均匀,小拳头攥得紧紧的。
夜深人静,窗外的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
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脑子里反反复复地想一件事。
如果有一天,我熬不住了,怎么办?
正月十五那天,我的身体终于彻底扛不住了。
那天早上起来,我发现自己的腰完全不能动了。
不是那种“忍着也能动”的疼,是那种一动就像过电一样的感觉,从腰上窜到后背,窜到腿上,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瞬间僵住。
我扶着床沿,试了三次,才勉强坐起来。
坐在床边又缓了五分钟,才咬着牙站起来。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从卧室到客厅总共十来步路,我走了快两分钟。
继母坐在沙发上,看到我走路的姿势,只是瞥了一眼,什么都没说。
“爸,”我扶着墙走到父亲面前,声音都有点发抖了,“我腰真的不行了,你能不能带我去医院看看?”
父亲正在吃早饭,抬头看了我一眼。
“今天初几了?”他问。
“正月十五。”
“正月十五医院开门吗?”
“有急诊。”
他沉默了一下,放下筷子。
“那走吧。”
我换了件外套,弯腰穿鞋的时候,疼得眼泪当场就下来了。继母在旁边看着,表情淡淡的,甚至带了点不耐烦。
“去什么医院?坐月子腰疼是正常的,过几天就好了。我当年疼了半个月,也没见我去医院。”她说。
我没理她,扶着鞋柜把鞋穿好。
父亲发动了面包车,我慢慢挪上车,坐在后座上,腰疼得坐不住,只能侧着身子靠在车门上。
到了医院,挂了骨科的号。
医生问了我的情况,让我做了几个检查,又按了按我的腰和膝盖,眉头越皱越紧。
“你什么时候生的孩子?”
“上个月。”
“月子里休息得好吗?”
我沉默了一下,说:“还可以。”
医生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站在旁边的父亲,目光里似乎有些说不清的东西。
“产后风湿,”他放下手里的检查单,“月子里劳累、受凉、碰冷水引起的。腰肌劳损也比较严重,膝关节有轻微的滑膜炎。你这情况得好好休养,不然以后会越来越重。”
他开了一些药,又嘱咐了一大堆注意事项:不能劳累、不能受凉、不能久站久坐、不能提重物、注意保暖、多休息。
“月子里落下的病最难除根,”医生最后说,“你现在年轻,可能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等年纪大了,这些毛病全会找回来。”
我点点头。
拿着药方走出诊室的时候,父亲跟在我后面。
“医生说的话你听到了吗?”我问他。
“听到了。”他说。
沉默。
“爸,”我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他,“你能不能跟阿姨说一下,以后让她做做饭,让我歇一歇?医生的话她也听到了,不是我矫情,是我真的不能再这样了。”
父亲沉默了很久。
“行,我回去跟她说。”他说。
那是我记忆中,父亲第一次答应我要跟继母说这件事。
可回去之后,继母听了父亲转述的医生的话,只是冷笑了一声。
“医生的话你也信?现在的医生就会吓唬人,小病往大里说,大病往死里说,不就是想多开点药拿提成吗?”
她看了我一眼,目光里带着一种说不上来的轻蔑。
“你也是读过书的人,这点事都想不明白?”
父亲站在旁边,嘴唇动了动,最终没再说什么。
那个瞬间,我最后一点对他的期待,也彻底碎干净了。
接下来的日子没有任何变化。
继母照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照样嫌弃饭菜不合口味,照样对外面的亲戚说我娇气矫情。父亲照样沉默,照样和稀泥,照样假装什么都看不见。
只是我不再跟他求助了。
因为我知道,没用。
二月二,龙抬头。
按照老家的习俗,这天要吃春饼。
继母一大早就跟我说:“今天多做点春饼,你爸爱吃,多做几种馅的。”
我说好。
那天我从上午就开始忙活。和面、醒面、擀饼、调馅,光馅料就做了三种——韭菜鸡蛋、土豆丝、酱肉丝。
擀饼的时候腰弯着,疼得我龇牙咧嘴。中间实在受不了了,就直起身来缓一缓,等那阵疼过去了再接着擀。
从上午十点一直忙到下午一点,做了满满两盘子春饼。
继母吃了一口,脸就拉下来了。
“饼太厚了,嚼着费劲。”
她又尝了一口馅:“韭菜鸡蛋的盐又放多了,你怎么就学不会控制盐量?”
我端着盘子站在原地,手指头因为和了一上午面还在发抖。
“我下次注意。”我说。
“下次下次,哪次不是说下次?”继母把筷子一放,“我看你就是不用心。做个饭都做不好,以后还能干点什么?”
那天晚上,我给孩子喂完奶,坐在床上,忽然觉得自己的手有点不对劲。
我摊开手掌看了看,十个指头的关节都红肿了一圈,握拳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胀痛。我把手伸到灯光底下仔细看,发现手指关节处的皮肤微微发亮,按下去有弹性的肿胀感。
这是月子里天天碰冷水的后果。
我试着握了握拳头,手指头弯到一半就疼得握不下去了。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因为我知道,说了也没用。继母会说“我当年手肿得比你厉害多了”,父亲会沉默,然后说一句“过几天就好了”。
那几天我每天晚上都用热水泡手,泡完了涂上药膏,再戴上手套睡觉。丈夫视频的时候问我在干嘛,我说手有点干,涂点护手霜。
“你辛苦了。”他说。
“不辛苦。”我说。
挂了电话,我看着红肿的手指,忽然笑了。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习惯了把所有的委屈都咽回肚子里?
是从父亲第一次沉默的时候?是从继母第一次挑剔我的时候?还是从我发现,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人在乎我疼不疼的时候?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必须熬过去。哪怕是为了怀里的孩子,为了远方的丈夫,为了将来有一天,我能离开这个地方,再也不回来。
二月十四,继母过生日。
那天她请了几个牌友来家里吃饭,让我张罗了一大桌子菜。红烧排骨、清蒸鲈鱼、糖醋里脊、香菇菜心、酸辣汤,六菜一汤,摆得满满当当。
继母的牌友们一进门就连连夸赞:“哎哟,你家伙食真好!小芸手艺不错啊!”
继母笑得一脸骄傲:“那是,我们家小芸能干着呢。”
她招呼大家坐下,给每个人夹菜倒酒,一副贤惠长辈的做派。有个阿姨尝了一口排骨,冲我竖大拇指:“这排骨炖得好,入味!”
我笑了笑,正要说话,继母先开口了。
“还行吧,就是盐稍微多了点。这孩子在做饭上悟性一般,得多练。”
阿姨笑呵呵地说:“那你也别太挑,年轻人做成这样已经很好了。”
“我哪挑啦?”继母笑道,“我说的都是实话,自己家孩子嘛,该说还是得说。不能光惯着,惯坏了以后怎么做人家的媳妇?”
一桌人都笑了。
我坐在旁边的矮凳上,端着一碗饭,嘴角挂着笑,一口一口地往嘴里扒。
心里凉得像冬天的井水。
吃完饭,牌友们拉着继母去打麻将。走之前继母跟我说:“把桌子收拾了,碗洗干净,晚上你爸回来热一下剩菜就行,不用重新做。”
然后她们就走了。
我一个人收拾了将近一个小时。桌子擦干净了,碗碟洗干净了,厨房的地也拖了。忙完这一切,腰已经疼得快直不起来了。
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手机响了,是丈夫发来的消息:“今天累不累?”
我打了三个字:“还好吧。”
然后我又删掉,重新打了一句:“宝宝今天可乖了,吃了就睡,都没怎么闹。”
发完之后,我关掉手机,闭上眼睛。
整个房间里只有孩子均匀的呼吸声。
那是我月子里唯一觉得温暖的东西。这个小小的人儿,睡在我旁边,呼吸轻轻的,身子热乎乎的。她是我的孩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是我在这个冰冷的家里唯一的光。
我一定会保护好她,我在心里说。我绝不会让她经历我所经历的一切。我会让她知道,她的妈妈虽然不够强大,但会用尽全力给她所有的温暖和爱护。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远处传来几声狗叫。
这个漫长的月子,终于快要结束了。
而我的心里,某些东西也在这个月子里,彻底地、永远地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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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月后的第三天,我抱着孩子,拖着还没好利索的身体,搬离了父亲的家。
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没有跟任何人商量。那天早上,我给丈夫打了个电话,只说了一句话:“我去你那边的房子住,孩子我自己带。”
丈夫那边租的房子是一间单人宿舍,住不下我们娘俩。我们结婚时在老家镇上买了一套小两居,一直空着,原本打算等他调回来再住。
“你自己能行吗?”丈夫在电话里很担心,“你身体还没恢复好,一个人带孩子太累了。”
“我一个人带孩子,比在别人家被人支使着干活轻松得多。”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平静得像在陈述一个事实。
丈夫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好,我支持你。缺钱跟我说,我想办法。”
挂了电话,我开始收拾东西。
孩子的衣服、尿布、奶粉、我的几件换洗衣裳,全部塞进一个行李箱里。东西不多,来的时候也就这么多,走的时候也没多出什么来。
继母坐在客厅里,看着我提着行李箱从房间里出来,脸上露出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
“哟,这是要走啊?回你自己家?”她问。
“嗯。”我把孩子用背带绑在胸前,腾出两只手来提行李。
“回去也好,”继母往后靠了靠,语气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痛快,“自己当妈的人了,是该自己过日子。总不能一直赖在娘家。”
赖在娘家。
这四个字她说得轻飘飘的,落在我耳朵里却像针扎一样。
我坐月子住在这里,是她和我爸主动提出来的。我从没想过要“赖”在这里,也从没觉得这里是“娘家”。对我来说,这里只是我不得不暂时落脚的地方。
我什么都没说,继续穿鞋。
父亲从里屋走出来,看到我提着箱子,愣了一下。
“要走?”他问。
“嗯。”
他站了一会儿,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我心里突然冒出一丝不该有的期待——也许他会说一句“怎么不多住几天”?也许他会问我“回去有人照顾你吗”?也许他会挽留一下。
然后他说:“那路上小心点。”
我点点头,把钥匙放在门口的鞋柜上。
“爸,我走了。”
“嗯。”
门在身后关上的那一刻,我站在楼道里,突然觉得呼吸都顺畅了许多。那种感觉很奇怪,就像是一块压在胸口整整一个月的大石头,终于被搬开了。
我抱着孩子,提着行李箱,一步一步走下楼梯。
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站在楼下,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熟悉的窗户。窗帘拉着,看不见里面的人。
我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回到自己的小家,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房子空了半年多,到处都是灰。我先把孩子放在卧室的床上,用枕头围了一圈防止她翻身掉下来,然后开始打扫卫生。
擦灰、拖地、洗床单被罩,忙了大半天。腰还是疼,膝盖也还是酸,但奇怪的是,心情好了很多。
在自己家里干活,和在别人家里干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觉。
在别人家里,干得再多也是理所应当。在自己家里,哪怕累一点,至少心里是舒坦的。
收拾完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我给自己下了一碗面,坐在餐桌前,一边吃一边看窗外的晚霞。
孩子醒了,咿咿呀呀地哼了两声。我把她抱起来喂了奶,她吃完就睁着大眼睛看着我,小手抓着我的手指,攥得紧紧的。
“以后就咱娘俩了,”我亲了亲她的小脸蛋,“妈妈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
搬出来之后,我的生活一下子安静了许多。
没有人在我还没睡醒的时候敲门让我做饭,没有人在我端上饭菜的时候挑剔咸淡,没有人在我腰疼得直不起身的时候说我娇气矫情。
日子虽然累,但心里踏实。
每天的生活很简单:早起给孩子喂奶、换尿布,上午趁她睡着的时候洗洗涮涮、收拾家务,中午自己随便做点吃的,下午带孩子出门晒晒太阳,晚上哄睡之后,再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丈夫每隔一两天会打个视频电话,看看孩子,问问我的情况。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心疼,但他嘴笨,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多休息”“别太累”“等我回去”。
“我知道,”我每次都笑着说,“你好好工作,别操心家里。”
那段时间,我跟父亲家几乎断了联系。
刚搬走的那几天,父亲打过一次电话。问我在哪,我说回自己家了。他“哦”了一声,又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说还行。电话两端沉默了好几秒,他说了句“那就好”,就挂了。
后来再没有主动打过。
继母更是杳无音信。
那些在月子里天天说“一家人”的人,在我搬走之后,没有一个人来问过我需不需要帮忙,有没有饭吃,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就像我从来没在那个家里住过一样。
我没有主动联系他们。
不是赌气,不是记仇,是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所有的关系都是双向的。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这叫亲情。你对我不好,我还上赶着对你好,那叫犯贱。
那段时间,我常常想起坐月子时的事。
不是刻意去想,是那些画面总在不经意的时候冒出来。洗菜时冷水激到手指的刺痛,炒菜时油烟呛得咳嗽却腾不出手来开抽油烟机的狼狈,端着热汤从厨房走到餐桌小心翼翼护着刀口的酸楚。
还有父亲沉默的侧脸。
这些画面就像刻在脑子里一样,怎么都抹不掉。
有时候半夜醒了,想起那些事,就再也睡不着了。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心里翻来覆去地难受。
但我没有再哭过。
坐月子的时候已经把眼泪流干了,出了那个门,我告诉自己,以后再也不为他们掉一滴眼泪。
日子一天天过,孩子一天天长大。
从抬头到翻身,从会坐到会爬,每一个成长的瞬间我都记录了下来。拍照片、拍视频,发到家庭群里。
群里没什么回应。父亲偶尔回一个竖大拇指的表情,继母从不说话。
后来我也就不发了。
转眼间孩子快一岁了,那年过年,我还是带孩子回了父亲家。
不是我想回去,是架不住亲戚们的轮番劝说。腊月二十几的时候,姑姑打电话来:“过年你总得回来吧?那是你爸,打断骨头连着筋,还能一辈子不走动?”
大伯也打电话:“一家人哪有隔夜仇?你爸年纪大了,你也别太计较。”
就连我亲妈那边的表姐都来劝:“毕竟是亲爸,过年不回去不好看,别人会说闲话的。”
我说好,我回去。
不是为了什么“打断骨头连着筋”,纯粹是不想被那些唾沫星子淹死。
年三十那天,我抱着孩子回了父亲家。
继母开的门,看到我的第一句话是:“来了啊。”
没有笑脸,没有寒暄,更没有什么“想你了”“怎么瘦了”之类的话。就是两个字——来了啊。就好像我是一个串门的邻居,一个关系不远不近的熟人。
“嗯,来了。”我说。
父亲从厨房里探出头,手上拿着锅铲:“回来了?快坐快坐。”
他在做饭。
对,年三十的年夜饭是他在做。继母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磕着瓜子喝着茶,跟月子里指使我干活的时候判若两人。
“阿姨不做饭吗?”我问。
父亲笑了笑:“她腰不好,我来。”
腰不好。
多么熟悉的理由。
我没说什么,把孩子放在地垫上让她自己玩。继母看了孩子一眼,说了句“长这么大了”,就继续看她的电视了。没有抱一下,没有逗一下,甚至连孩子爬到她脚边的时候,也只是挪了挪脚。
那顿年夜饭,吃得客气又疏离。
父亲做了六个菜,手艺一般,有几道菜明显咸了。继母倒是没挑剔,可能是因为不是我做的,也可能是因为今天当着亲戚的面,总要维持一下体面。
饭桌上大家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姑姑问我工作怎么样,我说还行。大伯问孩子好不好带,我说还好。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那一个月子里发生的事,就好像那些事情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吃完饭,继母说腰不舒服,先回房休息了。父亲一个人收拾碗筷,我在厨房帮他洗碗。
厨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水龙头哗哗地响着,父亲背对着我擦灶台。
“爸。”我叫了一声。
“嗯?”
“你记不记得去年过年,我一个人在家带孩子,吃的是自己煮的速冻饺子?”
父亲擦灶台的手顿了一下,没有说话。
“那天你们回外婆家过年了,冰箱里什么都没有。”我的声音很轻,没有指责,只是在陈述一件事,“我一个人坐在床上,抱着孩子,看着窗外的烟花,感觉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
父亲沉默了很久。
“那时候......”他张了张嘴,“那时候是爸不对。”
这是他第一次承认自己不对。
但我没有觉得被安慰,也没有觉得释怀。我只是觉得,这句话来得太晚了。晚到它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没事,”我拧上水龙头,擦了擦手,“都过去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住在父亲家。吃完饭,收拾完,我就抱着孩子告辞了。
姑姑留我:“这么晚了还走什么?住一晚吧。”
“不了,”我笑着说,“孩子认床,换个地方睡不好。”
父亲送我到门口,站在那里,看着我给孩子裹好小被子。
“路上慢点。”他说。
“嗯。”
走出楼道,夜风迎面吹来,带着冬天的凛冽。我把孩子往怀里拢了拢,快步走向停车的地方。
车子发动的那一刻,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父亲家的窗户。窗帘后面亮着灯,人影晃动了一下,又恢复了平静。
我踩下油门,头也不回地走了。
从那以后,我的生活跟父亲家就只剩下了逢年过节一个电话的交情。
清明节、中秋节、端午节,每个节日我都会打个电话,问一句“身体怎么样”,说两句客套话,然后挂掉。过年回去吃顿饭,坐一两个小时就走,从不过夜。
亲戚们一开始还劝,说我不懂事,不孝顺,不念亲情。后来劝的多了,发现劝不动,慢慢也就不说了。只是在背后议论两句“这孩子记仇”,我也假装听不见。
对我来说,这不是记仇,是自我保护。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想明白一个道理:亲情不是无条件的。父母对子女好,子女自然亲近。父母冷漠,子女疏远,这是因果,不是罪过。
我不是不孝。父亲生病了我会出钱,该我尽的义务我不会推。但除此之外的那些温情和陪伴,我给不了了。因为那些东西,他从来没有给过我。
那几年,我的日子越过越好。
孩子上了幼儿园,我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虽然每天又要上班又要带娃,忙得脚不沾地,但心里是踏实的。
我学会了开车,学会了修水管、换灯泡,学会了一个人扛起所有的事情。丈夫的工作也慢慢稳定下来,隔几个月能回来一趟,虽然聚少离多,但我们感情一直很好。
有时候周末,我会带着孩子去公园,看着她跟其他小朋友一起跑来跑去,脸上笑得像朵花一样。
那种时候,我会觉得一切都值得。
那些受过的苦,咽下去的委屈,咬着牙熬过来的日日夜夜,都化成了我现在站在阳光下的底气。
我不再期待父亲的关心,不再奢望继母的善待,也不再为那些冷漠和刻薄感到难过。我把它们全部打包好,放在了心里的某个角落。不去翻,不去想,只是偶尔在阴天腰疼的时候,才会想起那些事情。
而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会对自己说一句话:
“记住你受过的苦,不是为了记仇,是为了以后再也不受同样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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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像流水一样,不知不觉,三年过去了。
这三年里,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都在慢慢往前走。女儿从襁褓中的小婴儿长成了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会唱儿歌,会背唐诗,会在我下班回家的时候扑过来喊“妈妈抱抱”。每当她小小的身子撞进我怀里的那一刻,我都会觉得所有的疲惫都值得。
工作上,我从一家小私企的文员跳槽到了一家教育机构做行政主管,工资翻了一倍,虽然依然要精打细算,但至少不再捉襟见肘。每个月除去房贷、孩子的托费、日常开销,还能攒下一点钱。
第三年年底,我终于攒够了钱,给自己买了一辆二手的小轿车。不是什么好车,一辆七八年的国产代步车,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有了车之后,接送孩子方便了许多,再也不用在下雨天抱着孩子在公交站台等车,淋得浑身湿透。
丈夫还是在外地工作,但比前两年好了一些。他从车间调到了技术岗,工资涨了,休假也比以前多了。虽然依然聚少离多,但每次他回来,都会把家里该修的都修好,该换的都换了,冰箱里塞满我和孩子爱吃的东西,然后带着愧疚说一句“再等等,等攒够了钱就调回来”。
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说不上有多好,但至少不再被人摆布,不再仰人鼻息。自己挣钱自己花,自己的家自己当,自己的孩子自己带。日子虽然辛苦,但心里安稳。
而这三年里,父亲和继母的生活,跟我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们过得很好。
准确地说,是继母过得好。父亲依然在那家小工厂上班,每个月四五千块的工资,全数交到继母手里。继母掌控着家里所有的财政大权,想买什么买什么,想吃啥吃啥,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逢年过节,我从亲戚们嘴里零星听到一些他们的情况。继母学会了打麻将,每天下午雷打不动地去牌馆报到。后来又迷上了广场舞,买了一堆花里胡哨的跳舞服装,每天晚上在小区广场上跳到九点多才回家。
她的朋友圈发得很勤。今天吃了顿好的,明天去哪儿玩了,后天又买了什么新衣服。照片里的她红光满面,笑得灿烂,跟月子里那个整天躺在沙发上使唤我的继母简直判若两人。
父亲的朋友圈倒是从来不发。偶尔过年过节给我打个电话,也是说不了几句就挂。问他在干嘛,要么说在上班,要么说在家待着。声音一年比一年苍老,语气里带着一种日复一日、没有尽头的疲惫。
有一年中秋节,我带孩子回去吃饭,发现父亲瘦了不少。以前他虽然不胖,但至少脸上有肉。那天我看着他,觉得他的颧骨都凸出来了,眼眶也凹陷了许多。
“爸,你是不是瘦了?”我问他。
“没有吧,”他摸了摸自己的脸,“可能是最近厂里活多,累的。”
继母在旁边接话:“他就是瞎操心,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我说让他别那么拼,他不听。”
父亲笑了笑,没反驳,但也没附和。
那顿饭吃得依然客气而疏离。继母照例对我做的菜挑挑拣拣,说我带过去的红烧肉太甜了,说她不爱吃甜口的。我笑了笑,没搭腔。三年了,我早就学会了不跟她计较这些。她说她的,我做我的,左耳进右耳出,心里不起任何波澜。
吃完饭收拾桌子的时候,我在厨房里洗碗,父亲进来倒水。
“最近身体怎么样?”他难得主动问了我一句。
“还行,”我说,“就是阴天腰还是疼。”
“去看医生了吗?”
“看了,老毛病了,治不好,只能养着。”
父亲端着水杯站在那里,沉默了一会儿。
“你......还怨爸吗?”
我洗碗的手顿了一下。
这个问题他三年来从没问过。也许是不敢问,也许是不好意思问,也许是他自己也知道答案,问了也是白问。
“不怨了,”我把洗好的碗放到沥水架上,声音很平静,“早就放下了。”
这是实话。我不是圣人,做不到以德报怨,但也没打算把怨恨背一辈子。那些事发生了就发生了,改变不了,我也不想改变。我只是选择把它们放在心里的某个角落,不去翻,不去想,继续过我自己的日子。
父亲似乎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最终只是叹了口气,端着水杯走出了厨房。
那天从父亲家出来之后,女儿坐在车上问我:“妈妈,为什么外婆都不跟我说话呀?”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
“外婆可能心情不好吧。”我说。
“她每次都心情不好吗?”四岁的小女孩,已经有了自己的观察力。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她正歪着小脑袋,一脸认真地看着我。那眼神清澈又干净,像一面小小的镜子,照得我心里一阵酸涩。
“因为外婆跟妈妈不是很亲近,”我斟酌着用词,“不是所有人都很亲近的,就像你在幼儿园,跟有些小朋友玩得好,跟有些小朋友玩得一般,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哦,”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然后又问,“那外公呢?外公好像也不是很亲近。”
我沉默了一会儿。
“外公性格比较内向,不太会表达。”
这个解释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但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跟一个四岁的孩子解释那些复杂的事情。难道要告诉她,外公不是不会表达,是不想表达?难道要告诉她,妈妈在月子里快疼死的时候,外公就站在旁边,一句话都没说?
我不能说。
这些阴暗的、冰冷的、让人心寒的东西,不应该让一个四岁的孩子知道。
“没关系,”女儿突然说,语气认真得不像一个孩子,“妈妈有我亲近就够了。”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了。
那天晚上回家,我把女儿哄睡之后,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着窗外的月亮发呆。
中秋的月亮又圆又亮,挂在深蓝色的天幕上,像一盏温柔的灯。我想起小时候,我妈还在的时候,每年中秋她都会做一大桌子菜,然后抱着我在阳台上看月亮,跟我说月亮上有嫦娥和玉兔。
后来我妈走了,父亲再婚了,中秋节就再也没有那种味道了。
继母嫁过来的第一个中秋节,她嫌我做的菜不好吃,当着父亲的面把我数落了一顿。那年我才十二岁,刚学会做饭,手艺自然好不到哪去。父亲坐在旁边,一句话都没说。
这么多年过去了,场景不断重演,只是我从十二岁的小女孩变成了坐月子的产妇,不变的是继母的挑剔和父亲的沉默。
我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
放下杯子的时候,我的目光落在书桌上的一沓资料上。
那是上个月单位发的一份通知——关于选拔基层工作人员赴新疆支援建设的通知。文件已经在桌上放了快一个月,我一直没有下定决心报名。
援疆,一去就是三年。
这意味着我要离开熟悉的环境,离开刚刚稳定下来的生活,带着孩子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那里条件艰苦,气候恶劣,工作强度大,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但也意味着新的可能。
那边的待遇比现在要好很多,更重要的是有正式编制,回来之后在职务晋升上也有优待。如果我能坚持三年,回来之后就能给孩子一个更好的生活。
我把那份通知拿起来,翻了两页,又放下了。
不着急做决定。还有时间。
那段时间,我反反复复地想着这件事。一会儿觉得应该去,一会儿又觉得不应该去。去了怕孩子适应不了,不去又觉得错过了机会可惜。
丈夫倒是很支持:“去吧,那边的机会比这边好。你要是决定了,我就想办法调回来带孩子。”
“你能调回来?”
“我试试,大不了辞职。”
我没让他辞职。我知道他有多喜欢现在的工作,那是他干了快十年的厂子,从学徒做到技术骨干,不容易。
“再想想吧。”我说。
日子依然不紧不慢地过着。
十月份的一天,我接到姑妈的电话。她在电话里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大堆家长里短,最后拐弯抹角地提到了继母。
“你阿姨最近身体好像不太好,你爸说她总喊累,脸色也差。你有空回去看看呗。”
“好,我有空回去。”我说。
挂了电话,我没有回去。
不是我心狠,是我知道继母的身体“不好”,大概率又是不想干活找的借口。这几年她喊不舒服的次数多得很,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去医院查一圈啥事没有,回家照样打麻将跳广场舞。
再说了,她身体好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
当年我月子里刀口疼得直不起腰,她也没关心过一句。
我继续过我的日子,该上班上班,该带娃带娃,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
直到十一月中旬,父亲打来了一个电话。
“小芸,”父亲的声音听起来很沉重,“你阿姨住院了。”
“什么病?”
“肝上的问题,医生说可能是肝硬化,还在进一步检查。已经住院好几天了,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你能不能......”
电话里传来继母虚弱的声音,似乎在跟护士说什么。父亲的声音被打断了,然后他压低了声音:“你能不能回来帮几天忙?”
我握着手机,沉默了很久。
“我看看吧。”我说。
挂了电话,我的心情很复杂。理智上我知道继母生病了,作为晚辈应该去帮忙。但情感上,我真的迈不过心里那道坎。
我给丈夫打了个电话,把情况跟他说了。
“你怎么想的?”他问。
“我不知道。”我说。
“那就别勉强自己,”丈夫说,“你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你欠她的吗?不欠。”
我欠她的吗?
我仔细想了想这个问题。
不,我不欠她的。她养过我吗?养过,但那是基于她是我父亲的妻子,是基于法律意义上的继母身份。她对我好吗?不好。她没有虐待我,但也没有善待我。在那些我最脆弱、最需要帮助的时刻,她给我的只有苛待和冷漠。
我该尽的义务我会尽,但要我放下一切回去伺候她,我做不到。
我把手机放在一边,目光落在书桌上那份援疆通知上。
文件已经放了快两个月,纸张边角都有些卷了。我拿起来,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
报名截止日期是十一月底。
还有两周。
窗外,初冬的第一场雪正纷纷扬扬地落下来。
---
继母确诊的消息,是在十一月下旬传来的。
那天是周四,我正在上班,父亲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过来。我按掉了三次,他还在打,最后只好跟同事打了个招呼,走到茶水间接起来。
“喂,爸。”
电话那头,父亲的声音比上次更加沉重,带着一种我从没听过的疲惫:“小芸,你阿姨的检查结果出来了。肝硬化,已经到中期了。”
我拿着手机的手顿了一下。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这个病不能拖,得系统治疗,后续可能需要长期护理。她现在身体很虚弱,浑身没力气,连下床都费劲,吃饭、上厕所都要人帮忙。”父亲说到这里,声音哽了一下,“爸一个人实在弄不动她了。你阿姨本来就胖,扶她上个厕所,我都差点闪了腰。”
茶水间的窗户开着一条缝,冷风从外面灌进来,吹得我额头凉飕飕的。我看着窗外的车流,没有说话。
“小芸,”父亲的声音带着一种我很少听到的恳求,“你能回来帮爸几天吗?就几天,等你阿姨稳定了,我再想办法。”
“爸,”我轻轻叫了一声,“我上班呢。”
“我知道你上班,可是家里真的——”
“爸,我有孩子要带,有工作要做,我走不开。”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父亲用一种我几乎不认识的声音说了一句:“她是你妈。”
我差点在茶水间里笑出声来。
她是我妈?
什么时候成了我妈了?
是我月子里她逼着我下地做饭的时候?是她嫌我做的菜咸了淡了当众数落我的时候?是她跟亲戚说我又娇气又矫情的时候?还是这三年她对我不闻不问、连我女儿都不愿意多看一眼的时候?
这些话在我嘴边转了好几圈,最后都被我咽了回去。
跟父亲争论这些没有意义,他已经习惯了他的那套逻辑——一家人,别计较,大度一点。跟他说什么都是白说。
“爸,我最近手头事情比较多,等我忙完这阵子再回去看她。”我说了一句不软不硬的话,然后把电话挂了。
回到工位上,我坐在电脑前,盯着屏幕发了很久的呆。
同事小周探过头来:“姐,咋了?脸色不太对。”
“没事,”我扯出一个笑,“家里有点事。”
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的工作效率很低。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是父亲电话里疲惫的声音,一会儿是三年前月子里继母推门而入的脸,一会儿又是医生说的“需要长期护理”。
我的理智和情感在打架。
理智告诉我,就算继母对我再不好,她现在病了,我作为晚辈应该去照顾。情感告诉我,凭什么?当年她怎么对我的,我现在就要怎么对她吗?我又不欠她的。
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喂,是小芸吗?我是你二姨。”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有些耳熟的中年女人的声音。
二姨。继母的妹妹。
“二姨好。”我礼貌地打了声招呼。
“小芸啊,二姨跟你说个事。你妈这次的病真的很严重,医生说要是不好好治,后面可能会发展成肝癌。你爸一个人在医院陪护,吃不好睡不好的,人都瘦了一大圈。”
她顿了顿,语气变得语重心长起来:“再怎么说,那也是你妈。她虽然不是你亲妈,但也把你养了这么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现在她生了病,正是需要儿女照顾的时候。你要是这个时候不回去,别人会怎么看你?会戳脊梁骨的。”
“我知道你心里可能有委屈,但那是长辈,哪有隔夜仇呢?做人要大度一点。”
我握着方向盘,看着前方的红绿灯,声音很平静:“二姨,谢谢您关心。我手头还有些事,等忙完了会考虑的。”
“你——”二姨的语气里带上了不满,“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
“二姨,我开车呢,先挂了。”
挂了电话之后,我长出了一口气。二姨是继母的亲妹妹,这些年跟继母关系一直很好。她当然会帮继母说话,当然觉得我不对。在她们姐妹俩眼里,继母把我养大已经是天大的恩情了,至于月子里那点事,根本不值一提。
这就是她们的逻辑。
你对她好,她记不住。她对你不好,她也记不住。等到需要你的时候,她就想起来了——哦,原来你也是个有感情的活人,原来你也会疼、会委屈、会记仇。
到家之后,刚换完鞋,手机又响了。
这次是三婶——父亲的弟媳。
“小芸啊,听说你妈病了?怎么回事啊?”三婶的声音听起来挺着急。
我把继母的病情简单说了一下。
“那你怎么不去医院照顾她?”三婶问得理所当然。
“我在上班。”
“上班可以请假嘛,”三婶说,“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你当女儿的怎么能不回去呢?人家会说闲话的。”
又来了。
“三婶,”我深吸了一口气,“我最近真的很忙,等我——”
“再忙也不能不管爸妈啊,”三婶打断我,“你爸年纪大了,一个人在医院陪护,万一他也累倒了怎么办?到时候两个老人躺在那儿,你更难弄。”
“......”
“小芸,三婶知道你心里可能有点不舒服,但不管怎么说,那是你爸,那是你妈。一家人哪有隔夜仇?你看咱们村老张家闺女,当年被她后妈虐成那样,后来后妈生病不照样回去伺候?人家都能做到,你怎么就做不到?”
我站在玄关,手里拿着还没换下来的鞋子,忽然觉得特别累。
不是身体的累,是那种被无数张嘴包围着、被无数根道德绳索捆着、被无数双眼睛审视着的精神疲惫。
所有人都觉得我应该回去,因为“那是一家人”。所有人都觉得我应该原谅,因为“长辈哪有隔夜仇”。所有人都觉得我应该大度,因为“做人要往前看”。
可他们不是我。
他们没有经历过我月子里那些日子。他们没有在寒冬腊月里用冷水洗过菜,没有在刀口撕裂般的疼痛中弯着腰拖过地,没有在深夜腰疼得睡不着觉的时候看着身边呼呼大睡的人心凉到谷底。
他们凭什么替我做决定?
“三婶,我有分寸的。”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和,“该我做的事我不会推,但总要等我安排好。”
挂了电话,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发呆。
女儿从房间里跑出来,手里举着一张画:“妈妈你看,我今天画的!”
我接过来一看,画上是一个大人牵着一个小孩,天上挂着太阳,地上开着花。大人是我,扎着马尾辫。小孩是她,扎着两个小揪揪。
“好看吗?”她仰着小脸问。
“好看,”我把她搂进怀里,“宝贝画得真好。”
她高兴地在我怀里拱了一会儿,又抬头问:“妈妈,你是不是不开心呀?”
四岁半的小人儿,已经能察觉到我的情绪了。
“没有,”我亲了亲她的额头,“妈妈只是有点累。”
“那你休息,我给你捶背!”她爬到我身后,用两个小拳头在我背上敲来敲去。力气不大,像两只小猫在踩奶,却让我鼻子一酸。
这就是我的孩子。她什么都不懂,却知道用她力所能及的方式安慰我。
而我的父亲,在我最脆弱最需要安慰的时候,选择了沉默。
那天晚上,丈夫打来视频电话。
我把继母生病的事跟他说了,也把亲戚们轮番打电话的事说了。丈夫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你怎么想的?”他问。
“说实话,我不想去。”
“那就不去。”
“可是所有人都在逼我。”
“他们逼你是他们的事,去不去是你的事,”丈夫说,“你又没有违法,法律只规定要赡养父母,没规定要伺候继母。继母跟你有感情吗?没有。你欠她的吗?也不欠。那你为什么非要去?”
他顿了顿,又说:“老婆,你已经够苦的了。月子里那些事,我现在想起来都心疼。那会儿我不在你身边,让你一个人受那些罪。现在好不容易日子过得好一点了,你别再把自己搭进去。”
我的眼眶湿了。
“可是我爸一个人在医院......”
“你爸的事,你可以出钱请护工。你尽义务就行了,没必要把自己也搭进去。你身体本来就没好利索,去照顾病人?到时候你累倒了,谁来照顾你?谁来照顾孩子?”
丈夫的话像一盆冷水,浇醒了我。
是啊,我这三年来腰疼的毛病一直都在,一到刮风下雨就犯,严重的时候连抱孩子都费劲。我凭什么要为了一个对我没有半分恩情的人,把自己再折腾一遍?
“我知道了。”我说。
挂了电话,我心里踏实多了。
丈夫说得对,我不是不孝,我只是有底线。父亲是我的亲生父亲,他老了病了,我该尽的责任会尽。但继母不一样,她对我既无生育之恩也无养育之情,我对她没有法律上的赡养义务,更谈不上情感上的亏欠。
我可以出钱请护工,可以在周末偶尔回去看看,但让我辞职回家、衣不解带地伺候她,我做不到。
周六那天,我还是去了医院。
不是被亲戚们说动的,是我自己想看看继母到底病成什么样了。如果是真的严重,该出的钱我不会含糊;如果是夸大其词,那也好早点死心。
继母住的是市人民医院肝病科。病房是三人间,靠窗的那张床。我推门进去的时候,继母正半靠在床上输液。她确实瘦了不少,脸上没什么血色,眼窝陷下去,颧骨凸出来,跟三年前月子里那个养得白白胖胖、中气十足骂人的继母判若两人。
父亲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头发白了一大半,胡子拉碴的,看起来几天没好好休息过了。
看到我进来,继母的眼神闪了一下,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父亲站起来,脸上露出意外的表情:“小芸来了?快坐快坐。”
我把带来的水果放在床头柜上,拉了把椅子坐下。
“怎么样?感觉好点了吗?”我问继母。
她点了点头,声音很轻:“还行,输了几天液,有点力气了。”
“医生怎么说?”
父亲接过话:“医生说要控制病情,不能让它继续恶化。现在主要是保肝治疗,后面还要看恢复情况。如果控制得好,就不用住院了,回家慢慢养。如果控制不好......”他顿了顿,“就麻烦了。”
我看着继母苍白的脸,心里五味杂陈。
她生病了,我的确没有幸灾乐祸。我不是那种恶毒的人,看到别人遭难就拍手称快。但我也没有心疼,没有揪心,没有那种“我要留下来照顾她”的冲动。我的感觉就是——没什么感觉。
就好像一个不太熟的邻居生了病,我出于礼貌来看看,客客气气地问两句,然后就可以走了。
“小芸,”父亲叫了我一声,声音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你阿姨这病,后面需要人照顾。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你能不能——”
“爸,”我打断他,“我可以出钱请护工。专业护工比我照顾得好,我也不会护理。”
父亲的脸色变了变:“请护工多贵啊......”
“我出。”
“那也不如自己人贴心啊,”父亲的声音带上了急切,“你阿姨现在连上厕所都要人扶,护工哪有自己人尽心?再说了,外人住家里也不方便——”
“那你要我怎样?”我的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辞职回家,天天守在她床边?”
“也不是让你辞职......就是这段时间,你先请个长假......”
我看着父亲的眼睛,忽然觉得特别荒谬。
三年前我坐月子,刀口疼得走路都费劲,他从来没想过“请假回来照顾女儿”。三年后继母生病,他却理直气壮地要求我请假回来照顾他的妻子。
在这个家里,继母是宝贝,我是草芥。继母腰疼是老毛病要好好养着,我刀口疼是矫情娇气不值一提。继母生病全家总动员,我坐月子一个人啃速冻饺子。
这是什么道理?
“爸,我问你一个问题。”我看着他的眼睛,“三年前我坐月子,你有没有想过请几天假回来给我做顿饭?”
父亲愣住了。
“你有没有想过帮我洗一次碗?有没有想过替我说一句公道话?”
病房里很安静,只有输液器滴滴答答的声音。继母躺在床上,眼睛看着天花板,脸上的表情看不清。
“那时候......”父亲的声音很干涩,“那时候爸是做得不对,但现在不是翻旧账的时候......”
“我没有翻旧账,”我打断他,声音依然很平静,“我只是想让你明白一件事——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这是天经地义。你对我不好,我没有报复你,没有记恨你,但我也不会在你需要的时候掏心掏肺地对你。”
“这不是翻旧账,这是因果。”
父亲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站起来,把水果篮往他手里塞了塞。
“护工的事我去联系。费用我出,你不用操心。周末我有空会过来看看,但让我长期陪护,我做不到。我还有孩子要带,还有工作要做,我的生活不可能围着她转。”
说完这句话,我看了一眼病床上的继母。她闭着眼睛,嘴角抿得紧紧的,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不想面对。
我转身走出了病房。
走廊里的灯光很刺眼,消毒水的味道弥漫在空气里,远处传来护士推车的声音。我大步走向电梯,脚步坚定,没有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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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周末之后,家里的电话轰炸正式进入了高潮。
最早打来的是大伯。大伯在我印象中一直是个比较明事理的人,说话做事都还算公道。所以他的电话,我接得比较客气。
“小芸,周末去医院看你阿姨了?”大伯开门见山。
“嗯,去了一趟。”
“我听你爸说,你不愿意回来照顾?”大伯的语气倒不算严厉,更像是在确认事实。
“不是不愿意,是做不到,”我说,“我有工作有孩子,不可能长期请假去陪护。我已经答应出钱请护工了。”
“请护工是好,但你爸心里不太舒服。他觉得你还是在记恨从前的事。”
“大伯,”我深吸了一口气,“您还记得三年前我坐月子的事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听说了,”大伯的声音低了一些,“你爸那时候......确实做得不对。”
大伯是唯一一个承认父亲不对的亲戚。当初我月子里那些事传出去之后,其他亲戚要么跟着继母说我娇气,要么就当没听见。只有大伯,有一回见了我问了一句“月子里没人照顾你怎么不跟大伯说”,我当时笑了笑没答话,他也叹了口气没再追问。
“您知道他做得不对,那您应该能理解我的感受。”我握着手机,声音很平静,“我不是不孝,我只是没办法对一个苛待过我的人掏心掏肺。该出的钱我一分不少,该尽的义务我不推不躲,但除此之外的东西,我给不了。”
“你说的也有道理,”大伯叹了口气,“但是你爸现在确实很难。你阿姨病得重,他又不懂护理,请护工的钱他也心疼。你多少体谅体谅他。”
“我体谅。所以护工的钱我出。”
大伯沉默了一会儿,最后说了句“你自己掂量着办吧”,就挂了电话。
大伯的电话还算客气,接下来的电话就没那么客气了。
姑姑打来的时候,我刚把孩子从幼儿园接回来,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饭。电话一接通,姑姑的声音就像连珠炮一样炸了过来:“小芸,你到底怎么回事?你妈病成那样你都不管?你还有没有良心?”
“姑姑,我已经去医院看过了,也答应出钱请护工——”
“出钱出钱,你以为钱能买到亲情吗?”姑姑打断我,“你妈现在最需要的是家人的陪伴,是女儿的照顾!你爸一个人在医院熬了这么多天,人都快撑不住了,你就眼睁睁看着?”
“姑姑,三年前我坐月子,我爸也在家。那时候我刀口还没好,腰疼得直不起来,照样每天做饭洗碗拖地。他们俩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没有一个人帮我一把。”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那时候你怎么不说我爸需要照顾我?你怎么不说我爸需要帮我一把?”
姑姑愣了一下,然后声音拔高了八度:“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你还记着干嘛?再说你坐月子跟你妈生病能一样吗?你那个养一养就好了,你妈这可是要命的病!”
“是一样的。”我说。
“什么一样的?”
“都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姑姑噎住了。
“在我最需要照顾的时候,他们没有照顾我。所以现在他们需要照顾,我也没有义务一定要亲自照顾。这不是报复,这是对等。”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记仇呢!”姑姑急了,“说来说去不还是心里放不下那些事吗?我告诉你,你这样做会遭报应的!百善孝为先,连孝都做不到,你还指望什么好报?”
“姑姑,”我的声音冷下来,“孝是孝那些值得孝的人。父慈子才孝,父不慈,子女也尽了义务,就足够了。你如果觉得我不孝,那你去照顾好了。你是她的什么人来着?算起来你是我继母的小姑子,你们也算亲戚。”
姑姑气得骂了一句“没良心的东西”,啪地挂了电话。
我把手机扔到沙发上,继续做饭。
女儿在客厅里看动画片,听到电话里的动静,探过头来问:“妈妈,那个姑姑为什么骂你呀?”
“因为她不理解妈妈。”我一边切菜一边说。
“那你不生气吗?”
“不生气。不值得。”
女儿歪着脑袋想了想,说了句“妈妈不生气就好”,又跑回去看动画片了。
我切着菜,手很稳,心里也很平静。
要是三年前,被亲戚这样骂,我一定会偷偷躲起来哭。但现在不会了。这三年我已经学会了保护自己,不再让别人的道德绑架影响我的心情。
他们说我记仇也好,说我没良心也罢,我都认。他们又不是我,凭什么替我原谅?凭什么替我大度?
而且我有孩子有工作有自己的人生,凭什么要为了别人口中的“孝顺”,牺牲我现在好不容易得来的一切?
最让我意外的一通电话,来自我的亲妈。
确切地说,是我的生母——那个在我七岁时跟我爸离婚、然后远走他乡、几乎从我的生活中消失的女人。
她的电话是一个陌生号码打过来的。我接起来的时候,听到那头传来一个有些生疏的声音:“是小芸吗?我是你妈。”
我愣了一下。
“妈?”
这个词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叫过了。小时候在嘴里练习过无数遍,幻想着有一天能对着她喊出来。后来慢慢长大,这个词就变得陌生了,像一件压在箱底太久的旧衣服,拿出来的时候已经忘了该怎么穿。
“听说你阿姨病了?”生母问。
消息传得可真快,连我生母都知道了。
“嗯,肝硬化中期。”
“你爸给我打电话了,说你不愿意回去照顾,”生母的语气倒不算严厉,更像是在打探,“你怎么想的?”
“我没什么想法。该出钱出钱,该看望看望,但辞职回家伺候她,我做不到。”
生母沉默了一会儿。
“也是,”她说,“你那个继母对你不好,我知道。你爸这个人吧,年轻时候就窝囊,什么事都听老婆的。你在他那儿受委屈,我能猜到。”
她叹了口气:“但是小芸,不管怎么说,那是你亲爸。你不管继母,我没意见。但你爸年纪大了,你总不能真的一点都不管吧?”
“我管啊,”我说,“他病了我会出钱,需要照顾我会请人。但我不会再回那个家了。那个家对我来说没有温暖的回忆,只有——”
“只有什么?”
“只有月子里冷水洗菜的记忆。”
生母又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她说了句“你自己决定吧”,就把电话挂了。
我握着手机,站在窗户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
生母打这个电话,大概也是受父亲所托。这么多年她从没主动联系过我,现在突然打过来,不会只是巧合。
父亲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把所有能打的电话都打了,把所有能搬的救兵都搬了。一个一辈子不愿开口求人的人,现在为了他的妻子,竟然连前妻都找上了。
他对继母是真的好啊。
好到可以放下所有的尊严和面子,放下几十年的沉默和固执,放下他作为父亲的威严,去求每一个人来劝他的女儿。
他爱他的妻子,这是毋庸置疑的。
可他对他的女儿呢?
我站在窗前,脑子里浮现出一个画面——三年前,寒冬腊月,我在厨房里弯着腰择菜,刀口疼得冒冷汗,继母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父亲坐在沙发上抽烟。
那个画面和现在的场景重叠在一起,让我觉得讽刺极了。
他为继母做了这么多,却从没为我做过什么。
我生病的时候,他没有放下尊严去求医生给我好好看看。我受委屈的时候,他没有放下沉默去跟继母说一句公道话。我需要他的时候,他永远在沉默、在逃避、在假装看不见。
而现在,为了继母,他把能做的都做了。
说不心寒是假的。
但更多的是释然。
因为我已经不需要他的父爱了。三十岁的人了,该放下的早就放下了。只是这件事让我看得更清楚——在他心里,继母永远比我重要。
既然这样,那就各过各的吧。
十二月初的一个周六,父亲的电话又来了。
这次他的声音比之前都要疲惫,说话都有些有气无力:“小芸,你今天能不能来一趟医院?医生说要谈后续治疗方案,有些决定爸自己拿不了主意。”
“好,我去。”
挂了电话,我把孩子送到邻居张阿姨家。张阿姨跟我处得挺好,平时我加班她也会帮忙照看孩子。把孩子安顿好之后,我开车去了医院。
到了病房门口,我刚要推门,就听见里面传来继母的声音。她的声音还是虚弱,但话里的内容一点都不虚弱。
“她就是个没良心的东西!我们把她养这么大,现在我有病了她连看都不来看一眼!你养了个什么女儿?一条白眼狼!”
然后是父亲低低的声音:“你别这么说——”
“我怎么不能这么说?我说错了吗?我虽然不是你亲老婆,但这些年我也没少照顾她吧?现在轮到她报答了,跑得比谁都快!”
我在门口站了三秒钟,然后推开了门。
继母看到我进来,后面的话一下子卡在了喉咙里。她的脸涨得通红,不知道是病的原因还是刚才骂得太激动。
父亲的脸色也很难看,他大概不知道我听见了多少,慌乱地站起身:“小芸来了?快、快坐。”
我没坐。
我站在病床边,看着继母涨红的脸,声音很平静:“阿姨,我刚才在外面都听见了。”
继母的嘴唇哆嗦了一下。
“你说你没少照顾我。那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照顾我的?”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是我坐月子的时候,你逼着我下地做饭?是你每天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让我一个刚生完孩子的人择菜、烧水、拖地、收拾家务?还是你在外面跟所有亲戚说我娇气矫情、不懂感恩?”
病房里安静得能听见输液管里液体的滴答声。
“你养过我,这个我不否认。你嫁给我爸的时候我才八岁,你给我做过饭洗过衣服,我也念你的好。但自从我成年之后,尤其是生了孩子之后,你对我的态度是什么样的,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转向父亲,他站在那里,头低着,不敢看我。
“爸,你也不用低头。我今天来就是想把话说清楚。”
“三年前我坐月子,住在你家里。医生再三嘱咐要卧床休养,不能劳累、不能碰冷水。可我每天在干嘛?我在做饭、洗碗、洗尿布、拖地。我的刀口疼得直不起腰,我的手指在冷水里泡得发白起皱,我的腰从那时候落下病根到现在都没好。”
“那时候你就坐在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我求你帮我说句话,你告诉我‘忍一忍,一家人别计较’。我腰疼得想去医院,继母说我是娇气矫情,你站在旁边一句话都没说。”
“爸,我那时候刚生完孩子,浑身是伤,虚得连走路都打晃。我多么希望你能站出来,说一句‘让她歇歇吧’。”
“可你没有。”
“一个字都没有。”
父亲的眼眶红了。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却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我不是来跟你翻旧账的。这些事过去三年了,我从来没有当面质问过你。因为我觉得你是长辈,我不想让你难堪。但今天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我就一次性说完。”
“继母对我不好,我认。她不是我妈,她不需要对我好。但你是我的亲生父亲。在这个世界上,你最应该疼我护我。可你没有。你用沉默纵容了她对我的苛待,你用冷漠回避了所有你应该站出来保护我的时刻。”
“月子里我受的那些苦,不仅仅是身体的苦。最让我心寒的不是继母的刻薄,而是你的沉默。”
父亲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这个沉默了一辈子的男人,在他女儿说出这番话的时候,终于掉下了眼泪。
“小芸......”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擦过木头,“是爸对不起你。”
“你知道对不起就行了,”我说,“我不恨你,但我也不想回到过去的日子了。你是我爸,你老了病了,该我尽的义务我会尽。法定赡养的标准,我一分不少地做到。但除此之外,我给不了更多了。”
“因为我已经没有更多了。那些本应该温暖的感情,在月子里被你亲手掐灭了。”
继母躺在病床上,脸转向另一边,看不清表情。但从她微微发抖的肩膀能看出来,她在听。
“你问我为什么不回来照顾你。”我看着继母的背影说,“这就是答案。”
“你生病了,我没有幸灾乐祸。我不是那种人。但你让我衣不解带地伺候你,端屎端尿地照顾你,我真的做不到。因为我的腰还在疼,我的膝盖还在酸,我的手指每到变天的时候还会肿。”
“这些病根是你给我的。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怎么照顾你?”
病房里安静了很久。
最后父亲开口了,声音哑得像含了一把沙子:“爸懂了。你不用回来照顾了。护工......你愿意出钱就出吧,爸不勉强你。”
我看着他佝偻的背影,忽然发现他老了很多。头发白了,腰也弯了,整个人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老树。
那一刻我心里涌上来的不是心疼,是遗憾。
遗憾他为什么不能早一点明白。遗憾他为什么要等到我彻底心冷了,才知道他错了。
“爸,我走了。有什么事再打电话。”
我转身走出了病房。
走廊尽头有一扇窗户,夕阳从外面照进来,把走廊的地面染成一片金色。我站在窗口,看着外面的天空,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刚才那番话,在我心里憋了三年。说出来之后,没有想象中的痛快,只有一种淡淡的疲惫。
像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终于跑到了终点,浑身都虚脱了。
但至少,跑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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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院回来之后,我整个人反而平静了。
那天在病房里说出的那些话,像是拔掉了一颗在心里埋了三年的钉子。虽然伤口还在隐隐作痛,但至少那根钉子的存在感不再日夜提醒着我。
我照常上班、带娃、过日子。父亲的电话没有再打来,亲戚们的电话也渐渐消停了。大概是父亲跟他们说了什么,又或者是他们终于意识到,那个“好说话的小芸”已经不存在了。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丈夫打来视频电话。
“你真的想好了?”他问。
“想好了。”我说。
“那就去。”
我笑了笑。这几年来,不管我做什么决定,丈夫永远都是这个态度——你自己想好,想好了我就支持。
我打开电脑,登录了援疆项目报名系统。
报名表上要填的信息很多。姓名、年龄、学历、专业、工作经历、政治面貌、家庭成员、志愿方向、是否服从调剂......我一栏一栏仔细填写,每填完一栏就检查一遍,确保没有错漏。
填到“家庭成员”那一栏的时候,我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了一下。
我填了丈夫的名字、女儿的名字,然后在父亲那一栏,认认真真地写上了他的名字和联系方式。
我没有删掉他。
不是因为念旧,是因为没有必要。填父亲的名字不代表我原谅了他,不填也不代表我报复了他。这就是一份表格,如实填写就行。
最后一个栏目是“个人陈述”。要求简要说明报名援疆的原因和志愿方向。
我盯着屏幕想了很久,然后开始打字。
“我叫林小芸,今年三十岁,是一名基层教育工作者。我报名援疆,是希望将自己的专业能力投入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为边疆的教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我是一个三岁孩子的母亲。我希望用我的实际行动告诉我的孩子,女性的价值不仅仅在家庭,更在于她能为这个社会做什么。”
“我经历过人生的低谷,也曾在最脆弱的时候无人依靠。正因为如此,我更加明白自力更生的重要性。援疆对我而言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次自我成长和自我实现的机会。”
“如果组织能够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不负所托,扎根边疆,努力工作,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
写完之后,我又读了一遍,觉得还算满意。没有诉苦,没有煽情,踏踏实实的。
我点击了页面底部的“提交”按钮。
屏幕弹出绿色的提示框:“您的报名信息已提交成功,请于12月25日参加初选面试。”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心里涌上一种奇怪的感觉。不是激动,不是紧张,而是一种久违的、向前看的力量。
像是站在一个分岔路口,终于选定了方向,然后迈出了第一步。
后面的路还很长,面试、体检、政审、培训、分配,每一步都不轻松。但至少,我已经在路上了。
女儿从客厅跑过来,趴在我的膝盖上:“妈妈,你在干嘛呀?”
“妈妈在报名。”
“报什么名?”
“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工作。那里有高高的山,有蓝蓝的天,有好多好多需要妈妈帮忙的小朋友。”
“那我也去吗?”
“去啊,妈妈带你一起去。”
女儿歪着脑袋想了想,突然冒出一句:“那外公也去吗?”
我愣了一下。
“外公不去,外公有自己的家。”
“哦。”女儿点点头,似乎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她很快转移了注意力,拉着我的手说:“妈妈,我想吃草莓。”
“好,妈妈给你洗。”
我去厨房洗草莓的时候,手机响了。我擦了擦手拿起来一看,是父亲。
距离上次医院见面,已经过了十来天。这是他这段时间第一次主动给我打电话。
“喂,爸。”
“小芸,”父亲的声音听起来比之前更加苍老,“你......报名了?”
消息传得这么快,应该是哪个亲戚看到了我朋友圈里转发的一条关于援疆政策的文章,然后告诉了他。
“嗯,报名了。”我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你要去多长时间?”
“至少三年。”
“三年......”父亲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声音空落落的,“那么远,去那么久......”
“爸,”我把洗好的草莓放到碗里,“这是我的工作安排。”
“是因为......是因为爸让你寒心了吗?”
我握着手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小芸,”父亲的声音忽然哽咽了,“爸知道错了。爸真的知道错了。你别走,你别因为这个走那么远。你要是心里不痛快,你怎么都行,你骂我也行,你不理我也行,你别走那么远......”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断断续续的呜咽。
我听过父亲叹息,听过父亲沉默,但从没听过父亲哭。这个沉默了一辈子的男人,在电话里哭得像个孩子。
我的眼眶也湿了,但我深吸了一口气,把眼泪逼了回去。
“爸,我不是因为你才报名的。”我的声音尽量保持平稳,“援疆是我自己的选择,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我想去做点有意义的事,想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
“不是因为恨谁,也不是为了报复谁。我只是想过好自己的日子。”
“你别多想。”
电话那头的哭声小了一些,但呼吸还是紊乱的。
“你真的不是......怪爸?”
“我怪过你。”我说,“但现在不怪了。我只是选择了一条对我自己最好的路。”
父亲又沉默了很久。
“什么时候走?”
“还早呢。刚报名,后面还有面试和培训,最快也要明年开春了。”
“那......走之前回来吃顿饭吧。”
“好。”
挂了电话,我端着草莓回到客厅。女儿正趴在地垫上看绘本,两条小腿翘起来一晃一晃的。
我把草莓放在她面前,她高高兴兴地抓了一个塞进嘴里,腮帮子鼓鼓的。
“妈妈,谁打的电话呀?”
“外公。”
“外公哭了吗?我好像听见有人哭。”
“嗯,”我在她身边坐下,“外公有点难过。”
“为什么难过呀?”
“因为妈妈要去很远的地方了,外公舍不得。”
女儿想了想,把一颗草莓递到我嘴边:“那妈妈吃草莓,吃了就不难过了。”
我咬了一口草莓,甜甜的汁水在嘴里炸开。我把女儿揽进怀里,下巴抵着她毛茸茸的小脑袋。
“宝贝,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呀?”
“想做妈妈!”
“为什么想做妈妈?”
“因为妈妈最好了。”
我笑了,眼泪却掉了下来。
接下来的一周,我的手机几乎被打爆了。
所有的亲戚都知道了我要援疆的消息,电话轮番轰炸,微信消息铺天盖地。有的劝我别去,有的骂我任性,有的说我在“报复”父母,还有的干脆直接骂我不孝。
姑姑的电话最直接:“你是不是疯了?你爸都那样了你还往外跑?你安的什么心?”
“姑姑,我报名援疆跟我爸有什么关系?”
“你说有什么关系?你妈刚生病你就跑那么远,不是成心给你爸难堪吗?”
“姑姑,”我平静地说,“你觉得我去援疆是为了给我爸难堪?”
“那不然呢?早不报晚不报,偏偏这个时候报?”
“我什么时候报名,是我自己的事。我是成年人,有权利决定自己的人生。这个决定不需要任何人批准,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
“你——”姑姑气得说不出话,最后甩下一句“你好自为之”,挂了电话。
三婶的电话相对温和一些,但中心思想是一样的:“小芸啊,三婶知道你心里委屈,但你不能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啊。新疆那么远,条件那么苦,你一个女的带着孩子去那儿,多遭罪啊!有什么事咱们好好商量,别冲动。”
“三婶,我不是冲动。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了,前前后后考虑了快三个月。”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因为是我自己的事,没必要到处说。”
三婶叹了口气:“那你爸那边......”
“我爸那边我会处理好。该尽的义务我会尽,走之前会跟他说明白。”
亲戚们的电话里,只有大伯的跟别人不一样。
大伯说:“援疆是好事,我支持你。”
我愣住了。
“你想好了就去,不用管别人怎么说。”大伯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带着一种见惯了世事的平淡,“人活一辈子,不能总为别人活。你以前活得太累了,现在是时候为自己活一回了。”
“大伯......”
“你爸那边我会劝他。他这个人吧,年轻时窝囊,老了也知道后悔了。但后悔有什么用呢?有些事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你也别太怨他,他有他的局限性。那代人就这样,不会表达感情,不会心疼人。”
“我没怨他。”我说。
“不怨就好。怨气太重的人走不远。你放下过去往前走,大伯替你高兴。”
挂了电话,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大伯的话像一双手,轻轻地把我心里的某个结解开了。
我不是不孝,我不是无情,我只是选择了对自己负责。
十二月底,援疆的面试通知来了。
面试在元旦后的第一周。我准备了很久,把自己的工作经历、专业特长、志愿方向都梳理得清清楚楚。面试那天,我穿上最正式的一套西装,把头发扎成利落的马尾,站在镜子前看了看自己。
镜子里的女人眼角有了细纹,眼神却比三年前坚定了很多。那个在月子里一边做饭一边掉眼泪的脆弱女人,已经变成了可以独当一面的母亲。
面试很顺利。考官问了我几个关于基层工作和边疆政策的问题,我一五一十地回答,不卑不亢,实事求是。最后考官问:“你为什么想来援疆?”
我说:“我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我想让我的孩子看到,她的妈妈不仅能在家庭里承担责任,也能在社会上实现价值。”
考官点了点头。
走出面试室的时候,外面的阳光很好。冬日的暖阳照在身上,不热,但足够温暖。
我给丈夫发了一条消息:“面试结束了,感觉还行。”
他秒回:“一定没问题的。我老婆最棒。”
我笑了笑,把手机揣回口袋,大步走向停车场。
半个月后,录取通知下来了。
那天是周一,我正在上班。手机弹出一条短信:“【援疆项目办公室】林小芸同志,恭喜您通过面试及体检,正式入选本年度援疆基层工作人员队伍。请于2月15日前完成岗前培训报到。”
我把这条短信看了三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
然后我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这一刻终于来了。
我把短信截图发给丈夫,然后又发了一条朋友圈。
“新的征程,新的开始。感谢所有支持我的人,也感谢那个曾经咬牙坚持的自己。未来的路还很长,但我会带着孩子一起,走得踏实,走得坚定。”
配图是一张女儿在公园里奔跑的照片。阳光洒在小丫头的身上,她笑得像一朵盛开的向日葵。
点赞和评论很快就涌了进来。有同事的祝福,有朋友的鼓励,还有一些亲戚酸溜溜的留言,我权当没看见。
大伯在评论区发了三个大拇指,又发了一个“加油”的表情。
我回了一个笑脸。
那天下午,我请了半天假,专门去父亲家送这个“正式通知”。
对,不是商量,是通知。
父亲一个人在家。继母还在医院里,请了一个护工在照顾。父亲看到我来了,有些意外,手忙脚乱地给我倒水、拿水果。
“爸,你坐着,我有事跟你说。”我从包里拿出一份援疆录取通知书的复印件,放在茶几上,“我的援疆申请批下来了。二月中旬去报到培训,培训完之后就分配到具体的工作地点。”
父亲拿起那张纸,手有些抖。他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嘴唇哆嗦着,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真要去啊?”
“嗯,真要去。”
“那孩子呢?”
“带着一起去。那边的单位会提供宿舍,孩子的幼儿园也帮忙联系好了。”
父亲沉默了。他低着头,看着手里那张纸,整个人像一尊石像。
客厅里的钟摆咯吱咯吱地响着,每一下都像敲在人的心上。
“什么时候走?”他终于开口了。
“二月中旬报到,走之前我会提前跟您说。”
“那......”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眶又红了,“那走之前回来吃顿饭行不?爸给你做。”
“行。”
父亲点点头,又低下头去,用手背擦了擦眼睛。
“爸这一辈子,亏欠你的太多了。”他的声音沙哑又低沉,“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光想着怎么过日子,怎么跟你阿姨相处,从来没替你想过。后来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家,爸又觉得......反正你都大了,也不需要爸了。”
“结果到头来,爸什么都没为你做。”
我坐在沙发上,安静地听着。
“你月子里那些事,爸不是不记得。爸都记得。你弯着腰在厨房里做饭的样子,你洗尿布洗得手都裂了口子,你走路扶着墙脸上疼得冒冷汗......爸都看见了。”
“可是爸不敢说啊。”
“爸怕你阿姨不高兴,怕家里闹矛盾,怕日子过不安生。就想着让你忍一忍,反正也就一个月的事。谁知道......”
他的声音哽住了,大颗大颗的眼泪从眼眶里滚下来,落在茶几上。
“谁知道落下这么多病根。你腰疼、你膝盖疼、你手指肿,都是爸的错。爸明明能帮你的,可是爸什么也没做。”
“爸对不起你。”
父亲捂着脸,肩膀剧烈地抖动着。这个沉默了一辈子的男人,终于在女儿面前哭出了声。
我的眼眶也湿了。
说不感动是假的。毕竟我等他这句“对不起”,等了整整三年。
但感动归感动,我心里清楚地知道,一句对不起,治不好我的腰疼,也抹不掉那些心寒的日子。
“爸,”我轻轻地说,“我接受你的道歉。但我还是要去新疆。”
父亲抬起头,满脸泪水地看着我。
“我去新疆不是因为恨你,不是因为要报复谁。我去是因为我想去。我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想给自己换一个活法。”我看着他的眼睛,“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我放下了。但放下不等于回到从前。我希望你也能放下,好好照顾自己,好好照顾阿姨。”
“我该给的生活费每个月会按时打过来。逢年过节我会打电话。将来你老了、病了,该我承担的责任我不会推。只是——”我停顿了一下,“只是我不会再回到这个家里来了。”
“这里没有我的位置。”
父亲张了张嘴,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他垂下头,像一棵被霜打蔫了的老树。
我站起来,走到他身边,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爸,保重。”
然后我拿起包,转身走出了门。
门口,那盆父亲养了多年的君子兰还在原处。当年我妈走的时候,这盆君子兰就在这里。如今我要走了,它还在这里。
物是人非,花开花落,都是寻常。
我深吸一口气,走下楼梯。午后的阳光从楼道窗户照进来,在地面上投下明亮的光斑。
我踩着那些光斑,一步一步,走向外面灿烂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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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中旬,春节刚过,年味还没散尽,我就要出发了。
走之前,我还是带孩子回了一趟父亲家。这是我答应他的——走之前回来吃顿饭。
这顿饭是父亲亲手做的。三年前我在月子里吃了整整一个月我做的饭,如今换成他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继母出院了,身体还是很虚弱,靠在客厅的沙发上,脸上没什么血色,但精神比住院时好了一些。
她看到我进来,眼神闪了一下,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说了一句“来了啊”。
“嗯,来了。”我说。
跟三年前一模一样的对话,只是这次我的心里已经没有任何波澜了。
父亲做了六个菜:红烧鱼、糖醋排骨、清炒西兰花、鸡蛋羹、凉拌木耳,还有一道他拿手的酸辣汤。他记得我小时候爱吃这些,那时候我妈还在,过年过节他就下厨,妈妈在旁边打下手,我趴在厨房门口看着他们。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
饭桌上很安静,只有筷子碰碗碟的声音。继母低着头慢慢地吃,没说话。父亲给我夹了一块排骨,又给继母舀了一碗汤,全程也是沉默。
吃到一半,继母忽然开口了。
“小芸。”
我抬起头看着她。
“从前的事,”她顿了顿,声音很轻,“是阿姨不对。”
这是我认识她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听她说“不对”这两个字。继母是个骄傲的人,从来不肯认错。哪怕所有人都知道她不对,她也要梗着脖子把错的说成对的。
而现在,她说了“是阿姨不对”。
我不知道她是真心觉得自己错了,还是因为病痛磨平了她的棱角,又或者只是觉得说这句话能让她心里好受一点。但我知道,这句话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都过去了。”我说。
继母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眶有些发红。她张了张嘴,似乎还想说什么,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只是低低地“嗯”了一声。
父亲在旁边看着我们,眼睛也红了。
吃完饭,我在厨房帮父亲洗碗。水龙头哗哗地响着,父亲站在我旁边擦盘子,他的手很粗糙,指节粗大,是干了一辈子活的手。
“东西都收拾好了?”他问。
“收拾好了。”
“那边冷,多带点厚衣服。”
“带了。”
“孩子的东西也别落下。”
“都带齐了。”
他把盘子放进柜子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到了给爸打个电话。”
“好。”
洗完碗,我带着女儿跟父亲和继母告别。父亲站在门口,继母扶着墙站在他身后,两个人就这么看着我。父亲的嘴唇哆嗦着,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路上小心。”
“嗯。”
我牵着女儿的手,转身走向楼道。
走出几步,女儿忽然回过头,挥着小手喊了一声:“外公外婆再见!”
父亲蹲下身,朝她挥了挥手。继母抬起手,轻轻地招了两下。
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听到门里面传来压抑的哭声。
那是父亲的哭声。
我闭了闭眼睛,把涌上来的情绪压下去,然后牵着女儿走出了楼门。
外面阳光灿烂。
报到那天是个晴天。
省城火车站里人很多。丈夫特意请了假来送我们,他抱着女儿亲了又亲,眼圈红红的。女儿小手抓着他的衣领,奶声奶气地说:“爸爸不哭。”
“爸爸没哭,”他笑着揉了揉眼睛,“爸爸是高兴。”
他帮我拎着行李走到检票口,然后站住了。再往前他就进不去了。
“到了给我打电话。”他说。
“知道了。”
“那边干得不顺心就回来,别硬撑。”
“好。”
“老婆,”他看着我,眼睛又红了,“辛苦你了。”
我笑了,伸手帮他整理了一下衣领:“不辛苦。你一个人在这边也要好好的,好好工作好好吃饭,少熬夜。”
“嗯。”
列车员开始催促旅客上车。我把女儿抱起来,丈夫最后亲了亲她的小脸蛋,然后用力抱了我一下。
“走吧。”他说。
我点点头,抱着女儿走进了车厢。
找到座位安顿好之后,我从窗户往外看。丈夫站在站台上,高大的身影在人群中显得有些孤单。他看到我在看他,朝我挥了挥手,嘴唇动着,说了一句什么。
我看口型猜出来了。
他说的是:“我爱你。”
列车缓缓开动了。窗外的景色开始流动,站台越来越远,丈夫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了视野里。
女儿坐在我旁边,小脸贴在车窗玻璃上,兴奋地看着外面的风景。
“妈妈,我们要去的地方远不远呀?”
“远,很远很远。”
“比外公家还远吗?”
“比外公家远多了。”
她歪着脑袋想了想:“那爸爸会不会想我们呀?”
“会呀。”
“我也会想爸爸的,”她认真地说,“但是没关系,妈妈在就好了。”
我鼻子一酸,把她搂进怀里。
窗外的田野飞快地向后退去,列车载着我们母女,驶向一个全新的远方。
今天是出发的日子,明天是到达的日子。
以后,都是向阳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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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
五月的新疆,天蓝得像被水洗过一样。
我所在的学校是一所乡镇中心小学,周围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远处是连绵的雪山。每天早上推开宿舍的窗户,就能看到雪山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美得像一幅画。
这里的学生大多是少数民族,孩子们的眼睛又大又亮,笑起来露出一口小白牙。他们的普通话还不太流利,但听讲很认真,上课时一张张小脸上满是专注。
我负责教语文和思想品德,一周二十节课,比原来在内地的时候累得多。但每次看到孩子们课堂上高高举起的小手,看到他们作业本上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写出来的字,我就觉得再累也值得。
女儿在镇上的幼儿园上了两个月,已经完全适应了。她交了好几个少数民族的小朋友,学会了说几句简单的维吾尔语,每天早上高高兴兴地去上学,晚上回来叽叽喳喳地跟我讲幼儿园里发生的趣事。
“妈妈,今天阿依古丽教我跳舞了!她说我跳得可好看了!”
“妈妈,今天我们吃了拉条子,比面条还好吃!”
“妈妈,老师说这里的小朋友都是祖国的花朵,那我也是花朵吗?”
“当然是,”我把她抱起来转了一个圈,“你是妈妈最漂亮的小花朵。”
日子很苦,气候很干燥,有时候沙尘暴来了,满屋子都是土。停水停电是家常便饭,买东西要去很远的镇上,生活跟内地没法比。
但我的心是安定的。
在这里,没有人跟我提月子里的旧账,没有人拿亲情和道德绑架我,没有人用“一家人”这三个字来压我。我是一个独立的人,凭自己的本事工作,凭自己的双手生活。
父亲每周会打一个电话过来。问我在那边适应不适应,吃不吃得惯,身体怎么样。我每次都告诉他挺好的,他也每次都说“那就好”。
继母的身体好了一些,能下床活动了,但还是不能劳累。父亲说请的护工还不错,照顾得挺细致,让我不用担心。我说好。
我没有问他后不后悔,也没有问他难不难受。那些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在往前走,他在原地。
有一天傍晚,我带着女儿在操场上散步。夕阳把雪山的山顶染成了金色,整个天空像是着了火一样绚烂。女儿在前面蹦蹦跳跳地跑着,突然停下来回头叫我:“妈妈快看,天空好漂亮!”
我抬头看着那片金色的晚霞,心里忽然无比平静。
我想起三年前那个寒冬。想起那些冰冷的水、沉重的锅铲、扯着刀口直不起来的腰。想起父亲沉默的侧脸,想起继母刻薄的话语,想起那些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咬着嘴唇无声流泪的深夜。
那些事,好像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
久到我已经不需要刻意去遗忘,它们就自然而然地变得很轻很轻,轻到像是别人的故事。
我没有原谅谁,也没有报复谁。我只是选择了放下。
放下那些不公平的期待,放下那些得不到的温暖,放下那个一直渴望被爱却总是失望的小女孩。然后牵着自己真正在意的、也真正在意自己的人,继续往前走。
人生总有风雨。
但风雨过后,太阳总会出来的。
我蹲下身,把女儿抱进怀里,在她耳边轻轻说了一句:“妈妈爱你。”
“我也爱妈妈!”她响亮地回答。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我不过是万千奋斗者中最普通的一个。但在我自己的人生里,我已经是自己故事的主角。
我会在这里扎根,生长,开花。
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也不是为了逃避什么。只是因为,我想好好活着,活得踏实,活得坦荡,活得有光。